社論內戰國時期，各國間征戰激烈，其中最令人驚心動魄的莫過於秦、趙長平之戰，秦將白起一夜間坑殺趙卒45萬人。但是，如何能在短短一夜中，盡埋數十萬人？現在大概可以推知，應該是採取逐次分批，前人挖坑後人埋的辦法。令人不解的是，為何數十萬人會甘於受死、全無反抗？即使拼命一搏，至少有僥倖之機，勝於你挖我埋，全數同歸於盡。

原因之一就在於人的「苟免心理」，只要還活得一瞬，就覺得好過立刻反抗，而且還得面對血流五步的危險，故陷入自我催眠狀態，只求眼前無礙，便覺得未來有無限可能，圖個過得一時是一時。再者，則是因為對別人所受的痛苦缺少感同身受的同情，與盲目的服從。心理學家曾做過實驗，實驗中有人關在密室內，身上接上電路，受試者在密室外以按鈕和旋鈕操縱電流開關與強度。當受試者增大電流時，可以看到密室內人受苦扭曲的面容，實驗執行人會要求受試者不斷增大電流，雖然受試者看到密室內人所受的痛苦也會有所不忍，甚至會要求停止實驗，但只要實驗執行人反覆勸說並要求執行指令，受試者還是會無視於密室內人所受的痛苦，遵從命令，折磨密室內人。

民主社會中有一個弔詭的現象：由於民主的精神之一在於保障言論自由，結果反而壓制了言論自由。少數極端份子以遊走法律邊緣的激烈言論，分化、攻擊社會中的其他少數團體，雖然做法不公不義，但是一方面這些極端份子假言論自由做為自己的保護，另方面社會上大多數的人，雖然可能不贊同這種做法，但因事未臨頭，自己的日子還過得下去，懷著苟免心理，於是保持沈默，任由不公義的事件繼續發生。於是，社會逐塊崩解，每個心懷苟免的社會成員都要同淪深淵。

明末大儒王夫之稱這種現象為「土崩魚爛」，他認為如果強國欺凌弱國，乃至亡人國家，當然是強國的惡行，但是亡國者土崩魚爛而亡，也是一種罪惡。這種罪惡不在於直接迫害他人，而是在他人受迫害時默然不言，使得社會公義的防線步步後退，甚至全面潰決，到了公義蕩然無存的境地。

要避免這種全面坑殺社會公義的慘況，只有警覺苟免心理，視人如我，不受分化，當不公不義發生在別人身上時，就要拒絕沈默，奮起對抗！

921地震即將屆滿5年，相較往年的大幅追蹤報導，921災民在今年似已不再是媒體關注焦點，究其實，絕非政府已徹底解決災後重建，實為921的慘況已不再具有其特殊性，因為在接二連三的「災害」後，如今的台灣到處是災區。

台灣在60年代大量設置加工出口區，引進各式高污染、高耗能的工業，並在政府「為資本服務」至高無上的宗旨下，默許財團任意對台灣河川、土地進行侵略與傷害，並逼使大量在體制中必然失業的工農大眾，前往偏遠的（山）地區開發，在僅能糊口下，怎能有餘力代政府進行水土保持？80年代，政府有計畫的逐步讓財團進駐台灣山林，假環保之名，行營利之實！故「環境保育」對台灣政府來說，從來都只是一個「口號」，唯有在不妨礙資本積累的前提下才能兌現，做為哄騙人民的糖果。

直到921地震後，雖震出了台灣的體制問題──階級壓迫，但在政府掩蓋、主導的天災論下，配合媒體只為逐利、就必定迴避根本矛盾的心態，災民真實的聲音被封鎖在災區裏。接下來，在政府只拆組合屋、不管災民的政策鎮壓下，災民看似消失，而問題卻始終懸宕。直到如今，這一連串災害在在指向問題的核心：若政府仍只為特定階級運作，而迴避根本問題，未來的台灣勢必處處是災區，人人變災民！

再過3天，921地震就滿5週年了，相較5年前，今年雖未有地震卻連月水患、大雨成災。從72水災的松鶴部落，到911的尖石鄉，都遭到土石流無情襲捲，摧毀了家園和賴以維生的農地，即便政府救災動作不斷，重建依然趕不上大自然摧毀的速度，災民數量未減反增，究竟原因何在？

放眼政府的行政單位，從中央到地方竟無一管理災後應變的專職機構，唯一稱得上是災害應變中心的行政單位，也只有「921重建委員會」，但重委會職責僅侷限在921的重建工作上，未包含其他災害防治，並在不屬於地方單位、亦不算中央機構的尷尬位置下，缺乏明確法令加以規範，故其行政效率之失當，常為921災民所詬病。在政府長期忽略下，無怪乎只要天災一發生，儘管政府投入大量人力、時間，其應變能力仍是嚴重不足，只能在媒體上做秀。

台灣位於地殼斷層上的亞熱帶島嶼，除要預防突如其來的地震，每年夏季都還有颱風帶來風災、水災等浩劫，在此客觀條件限制下，政府當務之急應為設立專責機構，並明定自然災害防救法，才能有效防治天然災害，打造適合產業投資的環境，提高國際競爭力。否則只顧改革產業升級條例，並不足以阻擋產業外移的隱憂，亦在救災時浪費過多資源與社會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