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位中央研究院院士日昨發表「認識危機，消弭災難」的連署聲明，指出台灣正面臨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內有政治惡鬥與族群撕裂的危機，外有李、扁推動台獨導致的戰爭危機。聲明並著重表示「依賴軍備以防止戰爭」是一個迷思；破除這種迷執，是消除戰爭危機的先決條件。以中研院院士身分，又發表在立院即將通過巨額軍購預算、民間醞釀反軍購大遊行之際，很快引起各界的注意。

細查11位院士的聲明內容，並無特別新穎深刻之處；主要論點大多可在民間各種批判論述中看到。即便如此，這聲明還是難能可貴的！中研院院士能體察台灣社會面臨的危機，並勇敢地站出來呼籲，展現知識份子的良知與入世精神，以當下的台灣儒林風氣，是很不容易的。近一、二十年來，在現實主義與機會主義思潮的籠罩下，國內知識份子或埋首於追求個人昇遷的象牙塔式研究，或流於包裝自我、阿諛權貴的權位追逐，或是自鳴清高、不屑流俗實則自我放逐，所謂知識份子的社會關懷已成為絕響。院士們公開表達對台灣的關懷與主張，對那些汲汲於個人功名利祿的市場型知識份子，或有振聾啟聵的意義。

此外，當陳水扁積極推動向美採購巨額軍備，職責上應為人民看管荷包的立委們，卻又缺乏起碼的分析眼光，只在節省一千億或一千五百億的數字裏打轉，未能從軍購的必要性與可能的後果進行高度考慮。在立院制衡無能的民主生機淪喪之際，院士們堅決的表達看法，可以鼓舞民間反軍購的士氣，彌補立院無能所造成民主機制的停擺。

就在中研院院士連署反對軍購時，陳水扁總統在答覆「青年國是會議」學生反對軍購意見時說：「軍購案已提出多年，若非小布希上台，不可能一次批准這麼多軍購案。」顯然暗示美國布希總統對我們的友善與恩惠；陳水扁甚至說「是我們對不起人家」，言下之意，若台灣不向美購買這批軍火，就是忘恩負義「對不起人家」。顯然，民間反對軍購的所有理由都不在陳總統的考慮之內，他所重視的是如何報答小布希總統的恩惠，以免「對不起人家」。當我們看到政府最高領導人，用這種邏輯來答覆民間的質疑時，我們就越加珍惜中研院這批知識份子及時的聲明。政客們以向美國總統報恩的邏輯來處理國家大事，人們更需要知識份子的良心與理智。

即使台灣工會組織率不及全體受雇者的5﹪，國營事業工會依然被經建會高官視為「阻擋民營化的兩大因素」。當前初具組織規模的多為國營事業工會，這的確是無須爭辯的事實，但公營事業工會每每忘卻自身特殊的經濟位置，反被外界視為特殊利益集團，成為政客與被鼓動的民眾眼中必須予以剷除的團體。

情勢對勞動者的確愈來愈差；面對愈來愈差的景況，有些工會選擇積極動員，勇於向資產階級傾斜的秩序建構抗拒；1998年中華電信工會提出「新社會之夢」、 2003年提出「保衛國家資產」，對財團治國提出來自工人的批評，試圖建立「工人才是社會主人」的意識型態領導權。另外一方面，則是有條件接受自由化意識型態，妄圖在資產階級力量與日俱增的前提下「單靠工會力量」爭取工人權益。這的確是天馬行空之想，最後不得不在政黨槓桿中尋找立足點，工會被政黨綁架成了這一派的宿命。

最等而下之的，是選擇與官方、資方共謀的工會，視非典型雇用為企業獲利的來源、「勞動力蓄水池的節流筏」、將自己勞動條件的維持，建立在剝削邊緣勞動者的基礎上，這樣的工會終究成為工人階級的敵人，工會的阻撓成了新進工人無法向上提升的阻礙。很不幸的，台灣有組織性的工會多淪為後兩者，隨時都有出賣工人的可能性，難道這就是缺乏進步工運帶領下工會必然墮落的宿命？

套句工運界大老的喟嘆：台灣的工人已被藍綠繃得太緊了。的確，在凡事非藍即綠的慣性思考下，已經悄悄地扭轉了吾人對許多事情的認知，彷彿坐上了大位才是最重要的事，至於擁有權力後，必須相對的盡到什麼樣的義務，倒是無人聞問。不光是掌握行政機器的領導人出了問題，就是負責監督的部門，也是怠忽職守而難辭其咎。

近年來企業流行「組織重整」、「改造瘦身」，面臨頻繁的職務調動及工作的重新安排，員工面對的壓力不知凡幾。面對組織改造，工會如不專心致力站在捍衛會員工作權的立場上與資方周旋，尤在企業合併題材當道的情況下，勞工權益勢難以確保，大有一洩千里之勢。

在銀行業界，一銀董座謝壽夫大力拓展組織改造，員工壓力倍增，客戶也因銀行前景未明而不願與之往來，導致業務量萎縮；兩個月前，一銀工會大換血，前任理事長敢衝、敢言的性格為會員從虎口中拔牙，硬是拼到一紙「團體協約」，為因業務緊縮而面臨資遣的勞工爭取到可以接受的資遣條件，但這樣「拼」的工會領導人終究不為資方所喜，改選時失利。

畢竟，政治力的操作只能救一時之急，基層會員的經營才能確保工會成為資本家進攻時稱職的「反對派」於不墜，不予善與資方好來好去的閹雞幹部有可乘之機，勞動者的權益方能真正向上提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