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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4-09-23》 |
| 本期內容 | |
| ◎ 閱讀第三世界：修築黑色歷史的心靈橋樑──童妮‧摩里森的「新黑人」女性文學之一 | |
| ◎ 台灣立報徵文啟事 | |
| 閱讀第三世界：修築黑色歷史的心靈橋樑──童妮‧摩里森的「新黑人」女性文學之一 | |
| 宋國誠（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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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從來就不是我的玩樂，而是我整個生命中為之付出一切的全部生命。 ──童妮‧摩里森（諾貝爾頒獎謝詞的開場白） 199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同時也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非裔美國女性作家童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1931年2月18日出生於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蘭附近的羅倫鎮（Lorain），本名克洛依‧沃夫德（Chloe Anthony Wofford），家中排行第二。父母原來是阿拉巴馬州的佃農，為了逃避南方的種族主義，也為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摩里森舉家由南方遷至北方。摩里森的父親轉任船塢廠的一名焊接工人，母親是一個教會工作者，同時也是教會合唱團的團員，這使得摩里森從小就熟悉了南方黑人的民謠，並因為喜愛音樂和舞蹈而夢想成為像瑪麗亞‧托爾契夫（Maria Tallchief）這樣的芭蕾舞名星。 摩里森的父親是一位勤奮而嚴謹的人，他非常得意他的焊接技術和品質，常常喜歡在完成一項工作時，將自己的名字喬治‧沃夫德（George Wofford）刻在接縫旁邊。在孩子成長的階段中，他同時兼顧了三份工作長達17年，他堅持全家人要穿得十分體面，即使在經濟大蕭條（Depression）時期也是如此。摩里森生長在一個和諧溫馨的家庭，沃夫德家族也以他們的黑人傳統而感到驕傲。 羅倫鎮是一個歐洲移民聚集的小城鎮，墨西哥移民與南方黑人多半毗鄰而居。摩里森就讀的是混合學校（無種族差異的多族裔學校），她是班上唯一的黑人，並且是唯一能夠閱讀的優秀學生。直到開始與異性約會之前，摩里森結交許多白人朋友，並未遭受嚴重的種族歧視。摩里森從小就愛好文學與閱讀，特別是俄國小說家托爾斯泰（Tolstoy）、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yevski），法國作家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和英國作家珍‧奧斯汀（Jane Austen）。 高中畢業之後摩里森進入華府的霍華大學（Howard University），主修英語並副修古典文學。由於許多人無法正確念出她的名字Chloe，她索性改名為Toni。由於參加學校的演藝團體，因而有機會到美國南方巡迴旅行，直接體會南方黑人的生活。1953年摩里森畢業後轉往康乃爾大學，1955年以深入研究有關吳爾芙（Viginia Woolf）和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作品中的自殺問題，並以此製作論文獲得碩士學位。 康乃爾大學畢業後，摩里森前往位於休斯頓的德州南方大學，教授初級英文。1957年返回霍華大學，當時黑人民權運動正值高潮階段，摩里森遇見了知名詩人艾密莉‧巴拉卡（Amiri Baraka）以及後來成為亞特蘭大市長的黑人民權運動家安卓‧楊（Andrew Young）。 1964年摩里森獲得藍燈書屋（Random House）位於紐約州雪城（Syracuse）分店的編輯工作，後來又轉回紐約本部擔任教科書高級編審。實際上，摩里森早已鍾情於自己民族的歷史與文化，如果認為摩里森是因婚姻觸礁而「藉文消愁」，不期然地走上文學創作之路，那是根本錯誤的。在擔任「藍燈書屋」高級編審期間，摩里森就編寫了一部《黑人之書》（The Black Book），這是一部關於黑人史料與文本的重要匯集，對保存黑人史料和蓄積摩里森日後的創作能量和題材選擇而言，都是關鍵而重要的。作為一個單親母親，摩里森利用兩個兒子入睡後進行寫作，在愛兒沉睡和東方肚白之間，逐步完成了她的處女長篇《最藍的眼睛》（The Bluest Eyes）的寫作草稿。 《最藍的眼睛》的寫作，緣起於摩里森因為婚姻失敗而陷入困厄失望的個人經歷。1958年摩里森於霍華大學教學期間，與一位牙買加建築師哈羅德‧摩里森（Harold Morrison）相愛而結婚，但顯然兩人的婚姻並不順利，這使得摩里森對一個黑人婦女的願望到底是什麼進行了深刻的反思。為了排遣失婚的鬱悶，摩里森組織了一個校園文學沙龍。沙龍要求每個人提出一篇小說或詩作。摩里森回想起童年時代一位鄰家女友的故事，這位小女生整天向上帝祈禱，希望賜給她一對像白人女孩一樣的藍眼睛。這個「奇特願望」恰好與當時陷入思考女性「生涯意義」的摩里森心境投合。在此之前，摩里森對自己的創作並不寄予厚望，但在一次聚會時因無人交出作品以供討論，摩里森只好提出這部小說的草稿。正是這場因緣際會，摩里森從此走上了終生作家的道路。 摩里森並不算是多產作家，但大約平均以每4年一部小說的速度進行創作。至今共有8部長篇小說，分別是《最藍的眼睛》（The Bluest Eye, 1970）、《蘇拉》（Sula, 1973）、《所羅門之歌》（Song of Solomon, 1977）、《瀝青娃娃》（Tar Baby, 1981）、《寵兒》（Beloved, 1987）、《爵士樂》（Jazz, 1991）、《樂園》（Paradise, 1998），《愛》（Love, 2003），以及一部文學評論集《黑暗中的遊戲：白性與文學想像》（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1992）。在所有作品中，以《寵兒》最受歡迎也最具代表性。 《最藍的眼睛》出版於1970年，雖然並沒有獲得商業上的成功，但已足以使摩里森一鳴驚人。小說結構固然簡單明晰，但卻扣人心弦、力透紙背，具有強烈的閱讀感應和社會效果。故事以她的故鄉羅倫鎮為背景，以黑人女孩克勞蒂亞（Claudia MacTeer）為第三人敘述者，敘述另一個黑人小女孩佩可拉‧布里德洛（Pecola Breedlove）整天憧憬希望獲得一對像白人女孩一樣藍色的眼睛（註1）。因為金髮碧眼在白人社會中向來被視為「美」的標準，在這個年僅11歲的黑人小女孩心靈中，擁有一對藍色的眼睛就意味著所有悲慘命運都會改觀，父親柯里（Cholly Breedlove）就不會再酗酒，不會再毆打母親寶琳（Pauline），母親也不會嫌她醜陋而冷落她，哥哥山米（Sammy）也不會經常逃家出走。 但是佩可拉的深切願望絲毫沒有改變她的命運，在一次酒醉後，父親柯里強暴了她，佩可拉不僅遭到母親的毒打，而且還懷了身孕。在遭受週圍人的鄙視和嘲諷之下，佩可拉終於神智失常，精神崩潰。在神智錯亂之中，佩可拉以為終於獲得了所有藍眼中最藍的一對眼睛，終日與它喃喃私語。 小說共分四篇，但卻一反常態以「秋、冬、春、夏」為序列，這種時間結構的安排，不僅隱含著一種「幻想／反抗／絕望／崩潰」的主題意識，四季交替實際上更隱含了佩可拉生命悲劇的四部曲：秋天佩可拉走進了只愛藍眼睛的社會，冬天意味著遭到父母濫打、眾人恥笑的嚴酷境遇，春天她發現懷有自己父親的身孕，夏天產下死嬰而走向崩潰。四季交替對人類社會而言，代表著從播種、成長、收割、儲藏的生命韻律，但是對於黑人社會而言，四季交替不過是貧困與絕望的重覆，因為將一顆被視為種族主義的「惡種」播植在充滿敵意的土壤中，怎麼可能健康成長、開花結果呢？小說敘事者克勞蒂亞一開頭便說：「1941年沒有金盞花（marigolds）」。金盞花其實代表著整個黑人民族，由於生存在種族歧視的美國社會這一惡質的土壤中，他們不可能有翻身與成功的機會，因為這片種族主義的大地拒絕養育他們。在小說末尾摩里森說到：「我甚至認為那一年整個國家對金盞花充滿著敵意。某種種子無法成長。當土地扼殺了它們的生機時，某些果樹根本無法開花結果，受害者沒有生存的權利」。 佩可拉生活在一個極度貧窮和暴力彌漫的家庭中，一家人居住在「被人廢棄的倉庫裏」，破舊不堪，零亂污穢，「比起那鉛灰色的天空要更陰沉，與它周圍那些灰??的木製老房子和黑壓壓斑剝零落的電線桿連在一起，顯得極不諧調。路過的人，都會奇怪為什麼這些房子沒有被拆掉」。佩可拉的家裏，「唯一有生氣的是只是爐子裏茍延殘喘的媒火，到了清晨時早已沒有一絲火星」。摩里森藉助於對黑人居家環境的描寫，來表達黑人不僅物質匱乏、一貧如洗，而且終生處於社會邊緣下的精神抑悶狀態。 將作為一種自然輪替和社會戒律的四季序列和貧窮潦倒的黑人生活相對照，不僅顯示摩里森善於運用「諷刺對照」的敘事技巧，也表達出摩里森對黑人生活底層的深刻把握。在一次訪談中摩里森說到，她致力於描寫活在被封閉社會中底層人物的內心世界，而認同與求生往往是這些底層人物最迫切的精神危機。《最藍的眼睛》透過一位遭受白人審美觀點之毒害的黑人小女孩，以其天真素僕的幻想作祈求，試圖重建其生命意義的故事，小說的的主題是在探討人在這個世界中，對認同、自我價值和存在意義的依賴。在接受凱西‧納斯塔（Cathy Neustadt）的專訪時，摩里森表達了她所關切的是文學領域中從來沒有被認真對待過的人物，……那些處於邊緣地帶的黑人小女孩。但摩里森的作品實際上超出了這些範圍，深入到歷史中黑人生存的「心理畸變」（mental distorted）和「文化創傷」（cultural trauma）。評論家凱倫‧卡米恩（Karen Carmean）認為，《最藍的眼睛》旨在說明一個人若完全依賴外在情境以建立自我形象將會遭致何種後果。試圖去迎合一種遠離自我現實的白人價值觀，非裔美國人極可能面臨自我毀滅的命運。否定黑人的天生特性（例如摩里森所說的黑人特有的『搞怪性』[funkiness]），非裔美國人只有加速自我毀滅。 身體，作為一種符號政治，並且上升到一種審美價值和存在意義，使得黑人小孩不惜一切追逐一場希望轉變命運的噩夢，這是《最藍的眼睛》所要表達的主題。然而，在白人世界中被視為「身體美」之象徵的藍眼睛，卻是黑人精神異化與價值病變的根源。佩可拉的悲劇，通過一種「表皮」與「心靈」之間的拉扯和糾纏，反映了白人價值觀如何對黑人的心理和政治進行肢解性統治。摩里森指出，身體美的概念作為一種美德，是西方社會最微不足道、最具毒害、最具破壞性的觀點之一，它使人類生活在最表面的東西──身體美──為成使人遭受徹底毀滅的來源，我們應該對此不肖一顧。從此一觀點出發，一種被殖民主義下顛倒了的審美價值和概念，對一種「後殖民之美」（postcolonial beauty）的反思與辯證，一直是摩里森小說關切的主題。 對於黑人家庭的暴力文化，摩里森毫不忌諱的作出坦率的批判。雙親對佩可拉而言，代表著身體與心靈的雙重暴力，代表著爭吵、冷酷與變態。佩可拉的母親寶琳出身於南方，原本是一位善良質樸的女孩，她也有愛情的憧憬和母愛的光輝，但就在產下佩可拉的醫院裏，在經歷分娩前的疼痛時，一位白人醫師帶領一群年輕醫師進來，指著寶琳向年輕醫師說：「這些女人不必操心，她們都生得很快，像母馬生小馬一樣！」寶琳深感身為黑人就像一匹馬，連疼痛的權利都沒有。佩可拉的出生對寶琳而言，像是一種「血統陰影」的再現，更是一種「羞祖意識」的浮現，從此，寶琳「崇白恨黑」的意識就深埋於血液之中。 處於苦悶中的寶琳沉迷於好萊塢電影，不斷啃食帶有黑奴歷史象徵的「蔗糖食品」──糖果和可樂，乃至於在一次觀賞電影時因貪食糖果而啃掉了一顆蛀牙──「掉牙」象徵著白人文化對黑人身體的慢性殘害。寶琳雖然經常遭受丈夫毆打，但她從未自覺地試圖改變性別上的從屬地位和依賴情結。寶琳在白人家庭中幫傭時，對白種主人小女孩的愛護遠勝於自己的親生骨肉。有一次佩可拉來到白人家庭，不慎打翻了一盤剛做好的草苺派，滾燙的派汁澆到佩可拉的腿上，寶琳不顧佩可拉跌倒、燙傷的痛楚，一陣毒打之後還歇斯底里的責備佩可拉弄髒了主人家高貴的地板。摩里森對寶琳這種「種族主義內在化」的異化性格給予無情的批判，但也凸顯了寶琳代表了黑人女性處於種族、性別、階級的三重壓迫，是美國白人主導社會中最邊緣化、最卑微化的寫照。 佩可拉的父親柯里儘管很愛自己的女兒，但他不能容忍佩可拉苦心祈求而獲得的藍眼睛，她唯一能給佩可拉的父愛就是強暴她！柯里自幼即遭受雙親的拋棄，年輕時因為在森林中與一位黑人女性做愛時遭到白人撞見，白人逼迫他「繼續做愛」以供欣賞，柯里因此遭受嚴重的刺激。然而，柯里是一個典型的自我意識薄弱的人，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沒有基本責任感和道德感的惡棍，他不敢反抗白人，因為白人意味著優等與高貴，他於是把對白人的仇恨和自身的種族自卑意識，全部轉向「族內仇恨」，乃至轉向「親內暴力」。 處於種族歧視且一無所有的社會中，社會從來沒有提供柯里一種可接受、可理解的表達方式，柯里也因此失去一個正常人表達真實情感的能力。 在此意義上，柯里是種族歧視下一種「轉嫁式暴力宣洩」的代表。對柯里而言，仇恨是他與社會互動唯一的紐帶，暴力則是一種公開的「社會儀式」（social ritual），是他對家庭與家人「甜蜜的表達方式」。一方面，通過族內暴力的宣洩，柯里獲得了一種「自我價值的剩餘感」，一方面又是用之洗清和滌淨其種族原罪和「羞祖意識」的手段。 （下週續）（小標為編輯所加） 註1：在命名上摩里森刻意採用字意上的反諷和對照，來強化劇情的效果。「Breedlove」意指「愛的撫育」，但事實上布里德洛家庭裏只有仇恨與暴力。敘述者克勞蒂亞的姓氏為「MacTeer」，與「Make Tear」諧音，意指「同情、憐憫」。小說中另一個黑人家族姓「Peal」，與「peer」（果皮）諧音，意指這一家族對同族黑人的偽善和做假，就像果皮那樣雖然鮮美但卻薄如皮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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