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中全會結束了，會中最引人注目的兩點，無非是江澤民請辭軍委主席，以及總書記胡錦濤提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稿。我們的問題在於，如何看待這兩者與兩岸問題的關係。

江澤民當初在卸下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職位後續任軍委主席，違背了中共「黨指揮槍」的政治原則，這當然是鄧小平所開創的惡例，也是1978年以後，中共全面質變的另一個指標。但鄧續任軍委主席，固然是為確保當年四人幫的政變不至於重演，確保其資本主義改革不會遭遇左派的重大挑戰，這裡頭當然還有著鄧集團的私人利益考量在當中，不過卻也和大局息息相關。

不過，江澤民繼續緊抓軍權是何道理，就很難說清楚了！胡錦濤既非「幼主」、亦非「庸才」，要說「扶上馬，送一程」，其實大可不必！至於，要說胡錦濤這批由鄧小平欽定接班的技術官僚，有可能調轉中國資本主義化的主舵，機率也微乎其微──除非中國工農起事，爆發全面內戰。因此，正如國內、外的分析家所指出，江留住軍權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維持其政治影響力，確保以其子江綿恆為代表的江系利益集團及政治嫡系，不會因政權輪替所帶來的新、舊利益衝突，淪為新政權掌權、立威的犧牲品，甚至反而能瓜分更多的政經利益。

這和胡錦濤標新立異的「加強執政能力」論有何干係呢？兩者是緊密聯繫的。江澤民能「光榮卸任」，表示江胡集團間的利益交換已然談妥；這也再度透露出胡錦濤不可能清算鄧江掌權以來的資產階級路線。因此，他的任務在於必得確保已經蛻化、確定蛻化為替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共產黨，不至於因長期背離既有的階級基礎而丟掉政權！這是和鄧江路線調和俱進的胡政權不可迴避的挑戰，也是「執政能力」論所以提出的物質基礎。

在這種情況下，兩岸關係必將持續緊張。中共面對內地階級矛盾和帝國主義壓力的同時，既不願和兩岸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決裂、提出根本上有利台灣受雇階級的政治號召、粉碎台獨和帝國主義神聖同盟對台灣受雇階級的強大吸引力；又不能擺明接受美國對台灣的半殖民統治，因為這將牽動國內階級矛盾爆發。因此，只好和陳水扁政權一搭一唱，一廂堅決武力恫嚇以緩解不滿，另一廂大唱建國高調以換來更多選票。

今年，是聯合國大會公布的「國際稻米年」；也是WTO通過「7月套案」重啟杜哈新回合農業談判的關鍵年。若說，「稻米年」的發起單位──國際稻米研究所與世界糧農組織，旨在促進我國發展可持續的稻穀系統、關心環境養護、長期創造世代更好的生活；那麼，WTO必然是意欲瞬間斬斷這一切美夢的劊子手，因新回合農業談判的三條主軸，包括降低關稅、取消補貼與農地自由化一旦施行，我國稻米業勢將難以苟延。

以言降低關稅，是為幫大型跨國農企業進口廉價劣質米大開方便之門，結果將使本國稻米在市場競價中更難實現利潤，導致農民血本無歸。以言農地自由化，台灣有能力集資的農業資本家，為節省人力、土地成本，幾乎都已轉資東南亞，留下來的小農生產者既無法集資更無力承租，勢將造就不事生產的大地主相繼購地、投入高營利性休閒觀光農園的事業開發。

就前二者對本國稻米業的可能衝擊來看，劇烈程度都還遠不若取消補貼（特別是取消稻米保價收購）的後果來得嚴重。因自1974年「中美食米外銷協定」限制台米外銷市場以來，政府所採取的便是支持性糧價政策，而非早期的汲取性糧價政策；也就是說，從彼時開始政府收購稻米，便純粹是出於「穩定農村」需要而非有利可圖，故以今日稻農家戶稀少，政府放棄稻米補貼自是理所應然。

繼WTO「7月套案」之後，9月，WTO會員國刻正快馬加鞭地展開杜哈新一回合的多邊談判，尤以農業談判最受各國高度矚目。雖說「7月套案」究竟還要談多久，目前仍難評估，但農產品自由化是WTO的既定方向，我國既已成為WTO會員國，因應農業自由化便只是早晚問題，是故，與其等到非全面自由化不可的時候才來措手不及，還不如現在就及早預做準備。

農業自由化政策對台灣農業的影響，首當其衝的是稻米產業。台灣稻米政策最主要有兩項：一是保價收購制，透過價格支持，穩定糧食供需；另一是水旱田利用調整計畫，以減少稻米供給量、兼顧生態和地力的維護以及水資源的釋出，這兩項政策平均每年都要花去國庫新台幣百億元的預算。晚近隨著貿易自由化的加深，這兩項政策的財政支出更是逐年增加，這對目前處於困窘狀態的國庫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為使國家總體資源達到最佳配置，並符合全球化的比較利益，我國其實大可參考美國1996年農業法案的做法，分離（de-couples）生產決策和對地直接給付。將保價收購制度和水旱田利用調整計畫改為對地給付，一方面保障稻農所得，一方面減輕國家財政負擔，並可引入市場機能，擴大稻作經營規模和推動綠色措施，以兼顧效率、公平、穩定和生活品質等施政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