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殺人盈野，當時中國全部人口不過兩、三千萬人之譜，而各國間的戰爭動輒用兵三、五十萬人，秦在最後的統一戰爭時，甚至動用到百萬大軍。數字雖然可能是誇張的，但即便是打個折扣，仍然很驚人。

當時之所以能大量動員，原因是生產工具進步──例如有鐵質犁頭的製造乃易於深耕，食物產量增加，致人口繁茂；而使一人任井臼壟畝之勞，即可活百數十人之家，故能騰出人手做為工匠，製成質精量多、管制嚴格的鋒利兵械。又有人能任搬運輸轉之責、有人任醫護調理、有人能紉補縫綴、有人能烹煮膳食。凡一人投入戰場，非十數人助之不為功。

秦國在發動統一戰爭前，已發展鄭國渠等大規模水利工程建設，使農田無旱澇之災，積儲滿廩；工藝技術亦達到高峰，在秦墓出土古物中曾發現數以萬計的箭頭，非但打磨精緻，重量居然並無二致。秦國雖有白起、王翦等名將善於用兵，但是勝戰之機，還是在強大的生產後勤體制。

近來執政團隊為推動軍購案，倡言買武器能保家園；只是武器買來若只為5天半的撐持，不知其意義何在？如要能持久備戰，後勤體系可有萬全之策？執政團隊說，增大軍購非軍備競賽；既然要能壓制彼岸，不知當對方軍備已遠超我方時，是否要再追加軍購？

於是對岸既然已有6百餘枚飛彈，以四打一的愛國者飛彈就當補齊二千四百枚。如果顧慮三千枚中短程飛彈也可能移到福建到射程以內，則總數更當補到一萬四千餘枚，力主以軍購保家園者，單單只反飛彈系統一項，就當花上上兆。其他潛艦等高價軍品更無庸論。

無論持久作戰或是壓制對方軍備，上下級、前後方都得卯上勁。備戰備荒，豈是當前如此做法？地震、風災、水災、時疫做為測試，全然不見國家動員的能力，生產衰退、指揮體系癱瘓、運轉不靈，猶如國家機制已然完全崩盤；推到國防，問題豈是區區軍購可解？省下珍奶，若能奏功猶可，只怕由每週一杯，迅即要升到三、五天一杯，循至每日省百十杯猶不得解國家迫在眉睫的危機，那麼不如在每週一杯處即行止住，自問是否別無良法，是否當深植富民、教民的基礎，再談軍備？

今年大學因彈性調漲學費，導致各校學生辦理助學貸款比例暴增，據統計，光是台中市一帶，今年申請助學貸款人數業已突破萬人，人數之多足以成立一所新大學。

台灣社會正急速貧富兩極化，財富日益集中，造成中低收入戶數量增加，這些家庭的子女因經濟條件不足而普遍就讀私校，為能繼續享有憲法所應保障的受教權，面對龐大學費壓力，只能辦理助學貸款將矛盾移轉、避免激化，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換取微薄的薪資以維持生活所需。只是，工讀生迫於生活接受惡劣的勞動條件，卻擠壓了成熟勞動力的市場，不但提高失業率，還威脅到未來的就業市場，產生更多中低收入戶，不斷地惡性循環，使勞動條件更趨惡化。

如此一來，政府不必擔心教育分食預算大餅，可盡情挪用買武器，向美國乞好；各大學不必擔心經費短缺，有家長來當冤大頭，且只消一句「教育即投資」，教育不再具有公共性，校方不必再為營利之實而遮掩；銀行業績更可蒸蒸日上，以無本生意賺取暴利，創造資產階級的經濟奇蹟；最開心的莫過於服務業與製造業，有源源不絕的廉價、年輕勞動力可供剝削，加速勞力市場彈性化，壓低成本以獲取更多相對剩餘價值，進行擴大再生產。

所以，究竟哪些人最需要高學費政策？相信已不言而喻。

受到教育部政策影響，各大學必須自主經費，但在行政、人事費政府不再補助的情況下，今年大學均普遍調漲學費；原本已屬高學費的私立大學，學生紛紛搶辦助學貸款。據銀行表示，若是「順利」的話，一學期至少要一年時間償還來換算，助學貸款連本帶利，至少需要8年才有可能還清，倘若是貧窮子弟，從高中念到研究所都需助學貸款的話，則至少需要18年來償還貸款。

若是因兄長未按時償還助學貸款利息，信用不足而影響弟妹申請助學貸款的資格，或是雖家庭年收入不足114萬，卻因家長為公司行號申報所得的人頭戶，無形所得暴增，資格亦不符。在種種條件限制下，「打回票」的人數並不少，由此可知，助學貸款的設置雖具美意，但對貧困家庭的幫助相當有限。

該如何補救高學費下所造成的問題，實乃當前之重要課題。雖然，許多大學為減輕學費負擔，而增加獎學金，或提供更多校內工讀機會，但工讀與課業是很難兼顧的，這樣只能幫助相當少數的學生，就總體和長遠角度來看，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

受教權是憲法所賦予的公民權，現行義務教育卻僅止於高中，如果台灣要提升國際競爭力，勢必該將大學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體系，培育出大量具備素養的優秀人才，提供產業足夠而成熟的專業，台灣才能真正邁向國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