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代，吳伍子胥為報父兄之仇，提兵滅楚。楚臣申包胥疾趨赴秦，求秦拒吳復楚，秦不許，包胥為秦庭之哭，七天七夜不息，淚盡繼之以血，秦王為之動，於是出兵存楚。

楚國的復國，數十萬大軍未必能行，食楚俸祿之臣僚將帥多矣，獨賴申包胥一人之精誠而起。有時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能獨支，然而精神之為物大矣，堅持不懈而純然的善念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卻能夠振衰起蔽，救亡圖存。

近來的反軍購運動，由微而盛，其實是喚起了人心。違反公投決議，以特別預算進行不合法的超額軍事採購，並以國家資源肆行宣傳，其實表現的和行政院長的威嚇失言、戶政司長咆哮基層公務人員、外交部長的髒話風波系出同源。凡此，都是出於一種反智、反教化、粗橫鄙俗，只知有我、不知有人的心態。國家體制的崩解，就在於這種無知與蠻橫所造成的文化淪喪中開始。文化淪喪了，肆無忌憚，國家體制於我何有？國際禮儀於我何有？溢漫氾濫，無不可為。

與之辯，小人無所忌憚，口水噴薄而出，人不能堪，退避自謀生計。於是人心死，無力感作，國家於是真亡，不可復興。與其較力或相詈罵，都不足以挽其勢，唯有超越他，喚起人心，才能止住文化淪喪，庶免國家危亡。

反軍購證明了人心未死，據在場的台大社會系教授以統計方式推估，當日到場遊行群眾在極盛時，到達約6萬人之譜，若將陸續進出以及晚上才到場參加晚會的群眾總計來算，參與這個活動的人數大概有8萬人之眾。其中不乏民進黨和建國黨黨工、黨員、親綠社會團體，更彰顯了民眾對「求是非曲直」的激切超越了黨派認同。群眾遊行全無組織、隊伍，開道車也再三拋錨，雖然凸顯了主辦單位的缺乏經驗，也足見民眾的自發，雖無遊覽車、便當、飲水供應，仍然踴躍參加。目前各政黨如果不花經費，想要號召如此多素質高、自主性強的民眾，殆無可能。

晚會中的募款，幾位大學學者、教授抱著募款箱穿梭全場，有婦女將錢包中除十元硬幣留下坐車外，其餘全部倒入箱內；也有老人，顫巍巍地掏出一把紙鈔，把百元鈔留下，千元鈔全部奉獻。足見包胥不死，國家必復！

教育部長在今年頒獎典禮對教師的一番訓話，完全暴露出教育部對教師勞動三權的要求分割擊破的策略：團結權與協商權可繼續「坐下來談」，但讓教師擁有罷教權目前仍「不適合」。行政院更順勢而為，在表揚大會捎來「賀禮」：退休金優惠存制度（18%的利息補貼）不取消，再加上明年調薪3%。一手以政策籠絡教師，另一手卻鞭撻其勞動人權的用意至為明顯。

若細察該「賀禮」，必見此中蹊蹺；以3%調薪來堵住教師團體的口，實則為國民黨時期豢養公務員、巧妙迴避勞動三權的舊伎倆的仿效；18%利息補貼之福利，向來只有少數資深教師能享，於勞動人權的普及無涉。

至於教長期許教師「鐵肩擔新局」云云，則更是鞭笞之甚：所謂「教改新局」，實際上無非是以教師人力市場的自由化、勞動條件的惡化、教育預算的削減及教師福利等政策配套，方見其「新」意。

國民黨時代至少仍用大量教師福利，以頂替教師無法享有勞動三權，而今執政的民進黨卻削減教師福利且壓縮勞動三權。若比諸當年阿扁在野時曾興賦予教師罷教權之議，教長一番話無疑已使教改復又退步20年！

教師團體近年來的遊行抗爭，使人對教師產生了有別於傳統的印象。那種悲情、受壓迫、爭權益的形象雖標榜進步性，實有為社會做不良示範之嫌。

台灣在教改推行下，教師本該藉此機會認真研究教學，並積極捍衛學生受教權。與此相反，教師在保衛自身權益方面強過關心學生權益，各種教育弊端未見興革，如體罰、髮禁等，教師對類似問題的積極性卻不高。教師團體經常將這類責任輕易推給教改，卻未積極參與教改，這個高高在上的姿態早該切實檢討。

尤其，教師們急於爭取勞動三權中的罷教權，很可能會危及學生的受教權，目前各國對教師罷教權看法不一，就當前台灣社會處境而言，似也不宜貿然開放。全國教師會雖志在取得團結權和協商權，但仍隱藏了其最終以罷教權為目標。教師會認為即使教師有罷教權也不會輕易行使，但這似乎難以令人信服。

站在學生家長的立場，教師「罷教權」確是一個難以讓人認同的權利。況且教師經常師出無名，爭自身權益多，關心學生權益少，政府豈能輕易釋出罷教權而威脅到學生快樂學習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