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內美洲火蟻入侵，引起了台灣社會普遍的關注與擔憂。這種火蟻毒性強，常常會導致受創者休克，甚至死亡；更令人談蟻色變者，在於這種美洲火蟻具有主動攻擊性，若一不小心誤觸其巢穴，很難全身而退。這種美洲火蟻繁殖迅速，巢穴多築於地表深處，不但不易及早發現，也不容易徹底撲殺，因此已成為威脅台灣人民安全健康的一大隱憂。

火蟻首先在桃園機場附近被發現，顯然，最可能是被航空貨運攜帶入台。繁忙的國際商品與人員交流，本是各種致病生物品種入侵台灣的方便途徑，年前的SARS病毒為其一例。地球生物品種繁多，但都是經過漫長演化過程發展出來；在這漫長過程中，各種物種不斷適應環境，逐步演化出千奇百狀的新物種，構成今日地球的生物多樣性。但這種自然的演化過程，卻由於人類科技的發明而出現變局。

商品與人員的全球性迅速來往，縮短物種演變所需的時間與空間。許多生物在這種時空高度壓縮下，普遍呈現適應不良甚至致病、致死乃至物種滅絕。1492年歐洲人航進美洲，帶去天花等新大陸沒有的病毒，導致印地安人大量死亡，形成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種族滅絕，是令人觸目驚心的往事。

5百年前，哥倫布航行新大陸，是為了開闢一條海上新絲路。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後，葡萄牙人自美洲掠奪了大量財富，屠殺了無數的美洲原住民；今天，全球化下商品與人員迅速流通，導致世界許多地區發生疾病流行、生態破壞，兩者都源自資本主義貪婪地追求全球性商業利潤；兩者都產生大量的傷害與對生態環境的破壞。

我們並不反對任何的全球來往，更不是主張「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復古主義者，或是反對一切的科技發展。我們想要指出兩點：科技的發展往往造成難以預料的傷害，包括對生態環境以及對人類自己；全球化成就了少數強勢者的利益，卻由弱勢者承擔各種傷害的後果。拓荒者掠奪大量印地安人的財富，同時屠殺了大量的美洲人民；全球方便的貨運為資本家賺足了錢，但其後果──火蟻入侵──卻要由台灣社會來共同承擔。

隨著台灣首富蔡萬霖的歸西，遺產稅再度成為輿論關心話題。

開不開徵遺產稅，一直是資產階級的「身後之痛」。辛苦了一世人，畢生累積財產的一半卻要繳庫歸公，而無法澤蔭後世，站在他的角度來看，的確是虧大了；但鮮少有人會去質問，這社會中不苦不勞卻可憑空獲得一筆財產，其實並不合乎「有勞才有所得」的當前資產階級法學。

「不勞而獲」的生活形態，每每是封建社會中生產力之所以不發展，以及階級世襲下的階級壓迫來源，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所爭取的「有繳稅就有代表權」，在某種程度便是否定不勞而獲的封建貴族，同時從他們手中分得政權。歷史是會重演的，資產階級財富與力量增強，又想回到封建時期狀態，大力鼓吹不勞而獲正當性的論調，力圖使後代子孫永遠處於資產階級的位置於不墜，打造新資本封建帝國。

或許，正如馬克斯所言，「任何型式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只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下的後果。」即使透過高額的遺產稅與累進稅率，都無法根除資本主義剝削體制對人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傷害。在當前一片私有化的氛圍下，維繫平民百姓基本生活所需的國營事業解體，經濟勢力集中在大企業，甚至跨國財團的趨勢更為明確，對減稅的呼聲更烈，可以想見；停滯的階級流動，可以預見。

自由市場的奉行者每每將企業視為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是現代人類享受物質文明幸福的源泉，而企業的收入多用於再投資，創造有利於企業投資的環境，成了當代國家不得不面對的課題，如果對企業徵稅過多，或是將企業的利潤透過政府再分配給那些應該消費的人，勢必影響企業投資的誘因，企業將減少投資，每個人都將因此受害。

言之鑿鑿，但自由經濟論者卻常選擇性遺忘，企業賴以維生不光是自身的營利能力，倘若其他相關因素未能配合──比如說有訓練的勞動力、交通水電等基礎建設的完善──則其生產活動是無法啟動的！因此現代國家不但要徵稅，還要根據所得課稅，不盡然是出於平等的理由，更重要的是，藉此維繫資本主義生產秩序的運作。

在全球自由化下，資本移動的順暢度大為提高，同時增加國家向企業徵稅的困難度，資本每每以投資罷工，做為威脅政府調降各式賦稅的手段，以致自營業者與受薪階級不僅承擔更多的稅負比重，而在企業稅基流失下，政府必須發行更多公債支應財政缺口，又增加下一代工薪階級的負擔。

台灣不是福利國，是資本家的租稅天堂，企業界與主流經濟學界一再要求遺產稅率下降，除了創造企業投資天堂外，對社會整體發展，實在很難說得上有什麼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