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報】═══════════════════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4-10-14》 |
本期內容 | |
◎ 閱讀第三世界:修築黑色歷史的心靈橋樑─童妮‧摩里森的「新黑人」女性文學之四 | |
◎ 教授爸爸週記:俞力工的難題 | |
◎ 台灣立報徵文啟事 |
閱讀第三世界:修築黑色歷史的心靈橋樑─童妮‧摩里森的「新黑人」女性文學之四 | |
宋國誠(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 |
《瀝青娃娃》(Tar Baby)是一部饒富趣味、出類拔萃的小說,內含豐富而戲劇化的後殖民意識。故事以美國「後民權時代」(age of Civil Right)為背景,以加勒比海一個騎士島(chevalier)和巴黎為兩個主要場景。由法國和加勒比海所聯繫起來的敘事場景,實際上意味著一種殖民體制的建構,一個如摩里森自己所說的「無處可逃又無地自容」的「資本—殖民」世界。通過描寫一位「白化」黑種女子雅丹(Jadine Child)和同為黑種的男子桑(Son)之間的愛情故事(另穿插一段與法國白人男子的戀情),探討如何克服一種本族之內自我扭曲的文化疏離,這是兩個原先頑固地堅持各自文化認同但通過愛情的力量而相互主客轉化,最終尋得自身真實之文化歸屬的過程。摩里森高度技巧性地運用了黑人後殖民理論家法農(Frantz Fanon)的概念,包括「漂白化」(lactification)、「黑性」(negritude)、凝視(gaze)等等,以及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的精神分析理論,來探討黑人認同失落和重建黑人文化尊嚴的奮鬥。「瀝青娃娃」是一個用來稱呼美國黑人和毛利人的輕蔑語,以「黑油覆身的小孩」為比喻,表示黑人的存在有如殘渣和廢物。但是一方面,瀝青在凝結了碎石之後又是修築道路與橋樑不可或缺的原料,摩里森借用此語是為了表達一種文化融合的期許,可謂寓意深長。 「瀝青娃娃」是一個流傳於非洲的民間故事,用來比喻主奴之間的智慧性鬥爭。主人為了捕殺兔子,在田裏架起一個覆滿黑色柏油的假人,兔子向假人揮拳而去,卻不慎被柏油黏住而被補,兔子央求主人怎麼懲罰都可以,就是不要把牠丟在石頭地上,主人懷疑兔子耍詐,偏把兔子丟在石地上,兔子卻得以從容逃走。雅丹和森之間就像互為柏油娃娃,既有情欲的相互獵取關係,卻又隔著一層曖昧的認同障礙。 雅丹是一個在巴黎大學受過高等教育的黑人模特兒,自幼父母雙亡,在白人雇主瓦里安(Valerian)的資助下,得以接受像「藝術史」這樣的白人高等教育。瓦里安和他的妻子馬格麗特(Margaret)在島上經營莊園,他不僅供養雅丹上大學,還雇用雅丹的叔叔西尼(Sidney)和嬸嬸奧娜汀(Onadine),儼然像是一個新殖民主義的小世界。雅丹的白化意識一如法農《黑皮膚‧白面具》一書中那個「馬提尼克女子」馬佑德.卡佩西亞(Mayotte Capecia,註2),她一方面完全認同並依附白人的文化價值,一方面又是資本主義塑造下的「文化商品」。雅丹她雖然是個不折不扣的黑種女人,但她自視高(黑)人一等,自認是「來自費城的黑人──黑人中最驕傲的一群」。在她的眼中,愛人桑(Son)所代表的是野蠻、未知的世界,她用來描述與桑有關的字眼都與「黑」有關,甚至在與桑纏綿悱惻之時,也以黑鬼、黑猩猩、黑寶貝來挑逗他。 然而流在她血液中的黑色素,她靈魂中的黑人種性,又使她對黑色文明充滿羨慕與敬畏之情。當她的法國男友送她一件黑色貂皮大衣時,她以驚豔的眼光注視著它,以深情的雙手觸摸著它,她以黝黑的胴體躺在上面感受它,甚至在赤道地區也穿著它。有一次,在巴黎的超級市場中,她看見一個高大又漂亮的黑人婦女,「在她淺黃色的長裙下可以看出她豐滿的臀部與胸乳,……為什麼店裏的人都愣愣地瞪著她呢?是她太高?還是她那長裙下黝黑的膚色?她用右手扶著左手托住左腮,她望著四周,目光中有一種足以灼燒雙睫的熱力……」。然而,就在她轉身以那雙美麗無比的雙眸投向雅丹時,「她微微張開嘴唇,從她的齒縫中淬出一口唾液吐在走廊上……」。 就在這一目光接觸中,在這掃描而過的凝視中,驟然間一口氣摘下了雅丹那張白色的假面具,粉碎了雅丹那虛假的白色自我。一個來自其黑色種性的美感是雅丹無法抗拒的,但是面前這位黑種美女卻對她黑色的身體給予不屑一顧的鄙視。雅丹在這位黑人貴婦身上看到了黑人文化的威儀與俊美,但卻在她投回的目光中看見自己污穢的身體,就在這種混雜著美麗窺視和唾液鄙視的目光交換中,雅丹頓時發覺自己不過是一個黑白夾縫中進退維谷的文化孤兒。 桑則是一個與雅丹截然不同的典型,他強烈拒絕白色文明,拒絕以現代主義為主流的都市生活,他熱愛自己的膚色與文化,他痛恨白人資本家,他以自己身上無可取代的「黑人性」(blackness)而自豪。他極力幫助雅丹擺脫殖民洗腦下自我意象的非真實性(inauthenticity),他幫助瓦里安莊園裏的黑人園丁夫婦吉登(Gideon)和泰瑞莎(Therese)。吉登和泰瑞莎就像是杜波依斯所形容的「活在金錢之國裏的窮族(poor race)」,他們從未停止對資本主義美國社會的敵視。吉登將美國看成「最壞的死亡之地」(the U. S. is a bad place to die in),「他寧可死在長滿咖啡樹的山丘上,也不願死在美國任何一個孤獨的角落」。吉登的妻子泰瑞莎則說,「美國是一個什麼地方呢?聽說那裏的醫生都把窮人的胃、眼睛、臍帶、長滿毛髮的背和脖子、血液、精子、心臟和手指,裝進塑膠袋冰存起來,賣給有錢的人」。然而,即使桑像個黑人文化的守衛英雄,卻無法融入美國的現實社會,甚至無法為自己找到一份像樣的工作。通過對這位文化悲劇英雄的塑造與描寫,摩里森似乎在傳達對當代「新黑人」的某種期許,那就是照搬一種被理想化的黑人歷史,將不再適應於現實的美國社會。摩里森雖然並未對黑白共存寄予過度的厚望,但正如美國「非洲學」(Afrocology)學者德瑞莎‧瑪麗亞(Doreatha D. Mbalia)所言,在經歷了奴隸制、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和國家殖民主義之後,無論是雅丹還是桑,以及其他所有非洲人,都無法再回到非洲歷史去,回到那種極度浪漫的生活方式中去。 透過《瀝青娃娃》,摩里森旨在傳達一種「新黑人主義」,這是一種必須克服杜波依斯所說「雙重意識」的思想與態度。美國人與黑人的兩種分裂屬性必須重新融合,黑人必須在回歸中超越而不是在戀祖中迷失,黑人必須重新活在一個嶄新的多元社會中。 1987年摩里森發表了她的第五部小說《寵兒》(Beloved)。這是一部取材於黑奴歷史中真實故事改編而成,一部表現摩里森最深摯創作情感,最成功也最具有典藏價值的作品。無論從主題意識、敘事策略與人物刻畫,從作品的藝術水平、哲理意涵和社會歷史意義,或是從美國文學史和女性主義文學的價值來評估,《寵兒》堪稱是20世紀最偉大的文學作品之一。美國《洛杉磯時報》的評語是「無法想像少了這部小說的美國文學」,職業評論家將它視為「字字驚雷、句句閃電」的作品,它不僅使摩里森獲得了1988年普利茲獎(Pulitzer prize),更使她贏得1993年諾貝爾文學獎。小說從頭至尾,無一處不是感人肺腑、真情入頁,令讀者「離開椅子,忘卻自己」,一字一淚,撫胸暗泣! 《寵兒》的創作動機來自於1855年一份剪報。摩里森在她收集的黑奴歷史材料中,不僅被許多非同凡響的婦女故事所吸引,她還發現在美國內戰前一位名叫瑪格麗特‧加納(Margaret Gamer)的黑人女奴,在1851年的冬天,帶著她的四個孩子和丈夫,從肯塔基州的楓木鎮(Maplewood)逃往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當白人奴隸主趕來追捕時,瑪格麗特為了不讓孩子們淪為奴隸,準備將四個孩子殺死後再自殺,結果她用鋸條割斷了年僅兩歲小女兒的喉嚨。瑪格麗特因而被捕,但她拒絕表示懊悔,並表示「不願意她的小孩忍受像她那樣的痛苦」。 根據1998年10月2日《辛辛那提探索報》(The Cincinnati Enquirer)所作的調查報導,一處可能是瑪格麗特逃亡抵達位於辛辛那提布尼郡(Boone County)的故居已被尋獲,史料記載,瑪格麗特是成千上萬逃跑黑奴中的一個案例,當時瑪格麗特偷了一部馬車逃到了柯文頓(Covington),從那裏越過結冰的俄亥俄河進入辛辛那提。瑪格麗特一家人在她的舅舅家藏匿了一個晚上,但最後還是被白人奴隸主捕獲擄回。瑪格麗特後來被送往密西西比州,1858年死於傷寒。數十年來,瑪格麗特的故事不知擄獲了多少美國人的眼淚,更是所有黑人不堪回首的痛苦記憶。摩里森決定掀開美國歷史中最敏感、黑暗的一段,她以賽絲(Sethe)這一角色取代瑪格麗特,運用新的敘事策略和劇情結構,復活了這位血淚交織,勇敢而堅毅的黑人女性。 摩里森在《寵兒》一書的扉頁寫著「獻給6千萬甚至更多」,這意味著摩里森不僅要以她的作品告慰6千多萬死去的黑奴,同時也在提醒當代美國人,雖然奴隸制度已在一百多年前廢除,但它給黑人造成的身心創痛從未真正消失,種族主義的幽靈就像小說中寵兒的陰魂一樣,依然在美國社會各個角落飄泊游蕩。然而,對於「後奴隸」時代的黑人如何面對自己民族的集體創傷,摩里森認為只有勇敢地從「記憶再現」(re-memory)和「學習歷史」之中汲取精神重生的出路,才有可能使黑人重振民族的士氣與氣質。美國早期黑人民權運動作家鮑德溫(James Baldwin)就以「面對歷史」的觀點期許黑人,他在《本土之子的注記》一文中強調,黑人若是一天不去誠實的評價過去,歷史中猙獰的面孔就一日不會消失。 僅管在寫作《寵兒》之前摩里森對讀者能否接受並不寄予厚望,因為小說處理的是一段沒有人會引以為傲的歷史,是一段包括她自己在內的黑人同胞都不願意欣然回味的歷史,然而,摩里森還是決心以一部「陰魂還陽」的故事,向這種「民族失憶症」(national amnesia)──一種對奴隸制真實內幕的無知與遺忘──進行挑戰。因為逃避歷史是民族脆弱的表現,摩里森強調揭露歷史的醜惡和痛處,共同分擔歷史記憶中的事件與圖像,可以有效治療個人的、乃至民族的集體創傷。就這樣,由一篇剪報到一部舉世矚目的小說,摩里森將一個死去且湮沒的悲情女子,重新寫進了歷史。 這是一幅由畫家湯馬斯‧諾貝爾(Thomas S. Nobel)畫下當時瑪格麗特‧加納(Margaret Gamer)寧可殺死女兒也不願女兒淪為奴隸的場景。(取自http://enquirer.com) 《寵兒》敘述了美國南北戰爭前後(1831年),一位女性黑奴賽絲(Sethe)一生悲慘的故事。賽絲是白人莊園「甜密之家」(sweet home)的女奴,因不堪肉體與人格的雙重折磨,懷著身孕負傷逃亡,在獲得黑人同胞史坦普‧派德(Stamp Paid)──他的妻子被白人霸占,為了報復他獲得自由,白人讓他在河裏撈起一串長髮上連著妻子頭皮的屍體──和一位白人流浪女子艾米(Amy Denver)的協助下產下女兒丹佛(Denver),經歷千辛萬苦之後抵達了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投奔位於藍石路124號的婆婆貝比‧薩格絲(Baby Suggs)家中。28天之後,白人奴隸主追捕而來,賽絲極力抵抗,為了不讓自己的女兒像她一樣淪為奴隸,她親手殺死了年僅兩歲的女兒。此後,這個娃娃的陰魂一直在124號縈繞不散。 18年後,「甜密之家」逃出黑奴中唯一生還的保羅‧D(Paul D)來到了藍石路124號,娃娃的陰魂也以化名為「寵兒」(beloved)的19歲姑娘加入她們的生活。保羅‧D在獲知賽絲的殺嬰事件後離開家門,但是在賽絲臥病時再度回到124號。寵兒的陰魂神秘的消失,賽絲也逐漸擺脫痛苦的記憶和殺嬰事件的夢魘,重獲新生。(下週續) 註2:參見宋國誠,《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依德》(第二章第五節),台北:擎松圖書,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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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目錄) |
教授爸爸週記:俞力工的難題 | |
賴鼎銘(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 | |
這個學期,學校聘請了名評論家俞力工到校客座。俞力工出生於上海,民國38年隨父母到台灣,民國53年離台往歐美留學。先後在舊金山州立大學、維也納大學、西柏林自由大學、海德堡大學、法蘭克福大學學習與研究,目前為專業政治評論專欄作家。 我原來與俞力工並不熟識,吃了兩次飯後,發覺這個人很直爽,很好相處,尤其與校友聚餐那個晚上,更讓我見識了他的酒量,果然不同凡響。 也是與校友聚餐當晚,他跟我打了招呼,說要到辦公室來看我,因為他有些事想找我聊一下。果不其然,沒有幾天,他先打了電話,確定我沒事以後,就跑到我的辦公室。 坐定以後,他沒有什麼客套,就直接說有兩件事請教。我以為什麼大事,讓他如此為難。原來他的問題只是,他要如何打成績? 我原以為他大概是第一次到世新,入鄉隨俗,客氣地想了解一般老師打成績的方式,因此也就照實情告訴他,打一百分很少,90分以上算是很好的成績,研究所的及格分數是70分,大學部則是60分。我還提醒他,上課時務必先讓學生知道,他的成績比例如何計算,以免往後引發不必要的爭端。我以自己為例,常將成績分為平常成績、期中成績及期末成績三項,期末時將這三個成績一加總,就沒有問題了。 聽完這一些,他卻丟出另一個問題,問說他可不可以不考筆試,只考口試?我回答說,這種事是老師的職權所在,我們不會過問,而且有些老師就是如此做。我鼓勵他,看他自己哪一種最合適,就用那一種。 他倒是向我說明為什麼要口試的原因。他說在歐洲,考試一向以口試為主,而且口試時更允許學生旁聽。整個的口試精神其實立足於每堂課有其學習內容,只要學生能學會這些內容,他已足可拿到這門課的學分。因此,他還問說,可不可以讓學生補考?如果前面的理念被認同,即便學生透過旁聽知道,甚至最後以補考通過,都代表學生學到該學的東西,有何理由不能讓學生過關? 與俞力工的一席話,讓我感觸良多。在台灣,不少老師以當學生為樂,只要考試未過,就毫不留情面地當掉學生。俞力工受歐洲教育的影響,認為一門課有其必要知識,只要學生能掌握到重點,就應該讓學生通過,這樣的想法,確實是值得我們多方思考。 那天下午,俞力工一直堅持的一個理想是,讓學生掌握觀念,觀念一掌握住,自然可以應用到不同的地方。他認為筆試只會讓學生走向死記,而死記的東西通常無法持久。更糟糕的則是,死記通常容易讓學生失去思考力及創造力。 俞力工的教育走向,與台灣當前的教育實踐實在大相違背。但從人性角度的思考,卻是這個考試領導教學的國家有必要深入思考的。與俞力工的一席談話,我感覺他給我的,比我告訴他的還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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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目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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