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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題 ◎ 2004-10-18
═════════════════【立報】═══════════════════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4-10-18》

本期內容
◎ 美國傳真:移民學生表現優異
◎ 劍橋漫遊:英國大學獎學金申請指南
◎ 教育論壇:幾則調查報告的省思
◎ 台灣立報徵文啟事



美國傳真:移民學生表現優異
  譯寫■盧季寧
費密(Enrico Fermi)、愛因斯坦、馮諾曼(John von Neumann)、波爾(Niels Bohr)等人有個共同特點:他們都是在外國出生、但服務於美國的知名科學家和數學家。

他們協助美國發明電腦和原子彈,並且為美國培養了大批諾貝爾獎得主。今日,在美國工作的博士級工程師有一半以上是在外國出生,而在美國工作的博士級電腦科學家和物理學家有45%是在外國出生。

但根據最近公佈的一項研究,許多外國移民的子女為美國帶來數學和科學上的裨益,這項裨益卻鮮為人知。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報導,美國政策國家基金會執行長安德森(Stuart Anderson)在為有「小諾貝爾獎」之稱的英特爾科學獎(Intel Science Talent Search,前身為西屋科學獎)進行研究時發現,進入準決賽的學生中,許多是來自於移民家庭或具移民背景。

安德森經仔細研究後發現,今年的最後10名獲獎者中有7名本身是移民或者移民家庭的子女,這項發現頗令人震驚。在最後40名參賽者中,有60%是來自於移民家庭,且家長絕大部分是技術移民(skilled employment),或持H-1B(註)簽證赴美。

安德森表示:「這項研究顯示,移民所做的貢獻,尚未被真正瞭解。美國社會一直爭議是否要技術移民入籍,但如果我們不讓這些人移入,這些在數學和科學上有優異表現的學生,有2/3不會待在美國,因為我們拒絕他們的雙親移民。」

對許多研究英特爾科學獎的人而言,參與競賽的移民子女比重之高,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但現在就連參與競賽的學生都感到訝異,移民子女的表現居然會如此之好。

入圍英特爾科學獎決賽的內提米(Divya Nettimi)說:「看起來許多參賽者的家長都是移民,他們必須加倍努力工作,才能取得今日的地位。在印度,家長都很關心子女的教育問題,因為印度的工作稀少,這是一個生存問題。」

內提米的父母都是軟體工程師,他們在內提米9月大時,自印度移民至美國,以給小孩更多教育機會。

安德森表示,移民家長認為從事科學和數學研究有益自己的子女,因為這些領域所學的東西非常具體(objective)。安德森說:「家長無須擔心子女學習政治或法律這些抽象且需仰賴家族關係才能闖出一片天空的領域。」

而且許多移民家長從事的就是數學或科學領域的工作,事實上,取得H-1B簽證赴美的專業人士人數非常驚人。例如,入圍英特爾科學獎的最後40名學生中,有18名的父母是拿H-1B簽證,只有16名的家長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

然而,核發這些簽證已成為政治上的棘手問題。受911事件後美國升高國土安全及經濟不景氣影響,美國社會已興起一股龐大壓力,要求政府減少接受移民申請,及緊縮簽證核發的過程。

美國科學基金會今年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2001至2003年間,政府拒發高技術移民簽證(high-skilled visa)的比例已增加1倍,許多大學也表示,申請入學的外籍學生人數下滑。

這份報告也鄭重警告,如果美國政府不加把勁,讓公民接受更好的科學教育,未來美國在科學研究和發展上的主導性將受到影響。包括美國國家科學院及美國大學協會在內25個學術和科學組織,今年春季發表聯合聲明,要求政府改變核發簽證的過程。

但目前的討論焦點僅圍繞在移民身上,而非他們的子女。然而,紐約大學移民研究共同指導人蘇瑞茲歐羅科(Marcelo Suarez-Orozco)指出,有關移民子女表現優異的說法已行之有年。

蘇瑞茲歐羅科表示,安德森的研究數據最令人震驚的部分是,移民子女表現所出現的「統計雙峰現象」。許多研究顯示,表現傑入的移民子女最後都就讀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或麻省理工學院等名校。

但蘇瑞茲歐羅科說:「在統計光譜的另一端,非常多的移民子女正為了得到社會承認而在奮鬥。」蘇瑞茲歐羅科說,許窩移民子女來到美國時,表現確實比美國同輩還要優異,但他們的樂觀程度和活力隨時間而下滑。

然而,根據安德森的觀察,在英特爾科學獎中表現傑出的移民學生,他們對未來感到樂觀,整個人也活力充沛。

英特爾科學獎參賽者之一的穆泰努(Andrei Munteanu),父母親是在他13歲時舉家移美,他對自己即將在哈佛大學展開的新生活感到十分興奮。穆泰努在談及放棄麻省理工學院的就學機會時表示:「除了數學和科學之外,我還想接觸其他的事物。」就像內提米,穆泰努將自己的成就歸功於父母,他說:「他們不但沒給我壓力,反而鼓勵我。」

註:H-1B簽證:美國發給美籍僱主聘用具有專業知識工作人員的簽證種類。

圖1:費密,1938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從義大利出走的傑出物理學家,提出「氫彈」的基本原理。(www.thp.uni-koeln.de)

圖2:愛因斯坦,1921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出身德國,最有名的成就是發明狹義相對論。(server.physics.miami.edu)

圖3:馮諾曼,匈牙利裔數學家,20世紀少見的數學科學通才,氫彈催生者之一。(www-gap.dcs.st-and.ac.uk)

圖4:波爾,1922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出生於丹麥,參加了製造原子彈的工作。
(回目錄)



劍橋漫遊:英國大學獎學金申請指南
  Celeste
「什麼?妳拿獎學金?妳到底怎麼申請到的?」「英國不是沒什麼獎學金可以申請嗎?」「哪裏可以找到英國大學獎學金的資訊?」去年7月確定拿到獎學金之後,這些問題一直在我耳邊重覆播放,這篇文章於焉產生。

老實說,一開始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拿到全額獎學金,只能說是天時、地利,再加上人和;也有朋友說是「上輩子燒好香」。在劍橋待了快一年,所聽所見所聞,讓我能夠寫下這篇文章,希望讓有志出國留學、但因經費而躊躇不前的同學,更有信心的跨出第一步。

ORS (Overseas Research Studentship)是英國政府給外國學生的唯一獎學金。雖然此獎學金僅幫學生繳交本地學生與外國學生學費的差距(以劍橋大學為例,今年的學費差距約5千鎊);但一般而言,拿到ORS的學生幾乎同時可以在獲准入學的學校拿到其他獎學金,涵括其餘的學費與生活費。舉例來說,劍橋大學本身有一個獎學金單位叫「Cambridge Overseas Trust」,會幫獲取ORS殊榮的學生付擔其餘的學費(約5千鎊),對於完全沒有任何資助的學生也提供每個月的生活費。

值得注意的是,ORS只提供給博士班的學生,因此一旦拿到,3年的學費都不用愁。為何只給3年呢?只因為英國的大學在第4年之後都不必繳學費,但光生活費本身也是不小的開銷。我拿到ORS,「Cambridge Overseas Trust」也幫我付了其餘的學費,但沒給生活費。許多學生覺得訝異,「我沒聽過拿ORS還要自付生活費的!」,在劍橋的朋友如此說。後來我才知道其中的哲學──原來是我在申請表上「誠實」的填上目前的存款及預計的貸款數目。一個今年拿到ORS的大陸學生說:「我全部都填『零』!」

想多些機會拿到ORS,可能要特別留意所謂的「政治學」,即權力的分配原則。首先要考慮的是申請的學校。ORS分配給各校的名額與評鑑名次息息相關,因此對想申請獎學金的人而言,劍橋、牛津是絕對要申請的學校!據一個朋友表示,劍橋、牛津拿到的ORS名額往往佔了絕大部份!

接著是指導教授,倘若未來的指導教授在系上是握有權力的人,那更是勝券在握!我在找指導教授時,只是很單純的以研究興趣為準則,一到劍橋,才發現她的學生不是拿ESRC(給歐洲及英國學生的獎學金),就是拿ORS,要不然就是早就拿到自己國家的獎學金了!

那麼,如何知道哪些老師握有權力呢?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若從基本資料上或許可看出一些端倪,但不能保證正確。在英國,要當上「教授」是非常不容易的,每個科系大概只會有兩三位有「Professor」的頭銜,因此除了學術涵養深厚外,基本上都握有一定的權利。Professor之下依序是Reader、Senior Lecturer、Lecturer。除了Professor之外,其他人對外皆以「Dr.」為其頭銜或稱呼。

去年申請學校時,我的指導教授是Reader,我完全不瞭解這是什麼樣的情況,只知道她的研究興趣就是我想走的方向。今年2月我們幫她舉辦一個慶祝派對,慶祝她升上教授;她,一位50出頭的女性,在一個非常古老的大學!在這時候,許多6、70歲的老師都還只是Senior Lecturer,而且非常有可能就在這位置退休。

對於人文社會科學來說,ORS似乎是唯一可能申請大筆獎學金的機會;各校各系當然也提供一些獎學金機會,但可能是1千5百鎊、2千鎊這種小額、零星的獎學金,雖然不無小補,跟學費來比還是差太多了。但對於理工科而言,獎學金機會就多了。據一個已拿到倫敦大學帝國學院(Imperial College)入學許可的朋友指出,網路上「一整片」都是獎學金的資訊!這也是念社會科學的我一直羨慕的!詳細的獎學金資訊,可上每個學校網頁,蒐尋更完整的資訊,或用E-mail詢問系上相關人員。
(回目錄)



教育論壇:幾則調查報告的省思
  羅德水(台北市教師會總幹事)
十年教改以來,教師怨聲載道,今年教師節前後的幾則調查清楚反應出這樣一個事實,雖然有前教育主管大員表示,此類調查有抹黑教師的疑慮,讓外界認為教師總是在爭權益,甚至呼籲教師要起而抗議,不過,有更多的老師恐怕會以為,調查報告說出了他們的心聲。

檢視以下幾則調查結果,絕對也值得各界加以關注。以9月22日金車文教基金會公布的「93年無私真愛教師問卷調查」報告為例,培育未來主人翁的國小教師,有5成以上的比率感到壓力大、憂鬱,若與5年前同一項調查結果做比較,在快樂指數方面,今年的教師只有64.5分,89年度則為71分。

此外,根據台北市教師會委託TVBS民調中心進行的「2004年全國教師工作時間調查」顯示,有81.7%的國中小老師超時工作,老師平均每日加班2.1小時,每週平均加班3天,教師自陳有「慢性疲勞症候群」的比例(51.1%)高於今年8月TVBS調查20歲以上民眾(6.7%)數倍;而台北市教師會與9999汎亞人力銀行的調查結果則顯示,面對整個教育大環境,有42.73%的國中小老師感到「非常鬱卒」,39.09%感覺「鬱卒」,顯示老師們對台灣的教育現況很悲觀,而這樣悲觀的想法,使得51.13%的教師想轉業,近3成的老師不考慮任教直到退休,甚至有高達7成5的教師不會鼓勵別人從事教職工作,老師們並表示,教改所衍生的問題,最終將導致整個台灣受害。

對於這樣的數據,吾人並不感到意外,事實上,最近這些年的相關調查結果也大都顯示,老師們的憂鬱指數、痛苦指數呈現節節高昇的趨勢。因為這幾年來,不只教育政策的制定搖擺不定,決策形成的過程更是充滿由上而下的傲慢,實際執行教學工作的老師,不但得不到尊重,甚至常常被貼上反改革的標籤,教師的專業與權益長期遭到漠視,連許多優秀的老師都要大嘆不如歸去。除此之外,儘管台灣的社會與家長非常重視教育,對老師高度的期待,但相對給予老師的支援卻每下愈況,傳統社會對老師的尊重早已式微,甚至取而代之的是部分人士對老師的刻意抹黑與攻擊,無疑是對台灣教育發展最大的傷害。

筆者以為,這些調查報告不該只是每年教師節應景式的活動,教育行政、家長甚至是老師自身都應正視這樣的警訊,共同為改善台灣教育環境而努力,或可從以下幾點開始做起。

首先,在各級教育行政方面,應落實小班教學的政策理想,並減少形式化的書面報告,以減輕老師的工作壓力,更要秉持服務是行政的天職及行政支援教學的理念,做為老師專心教學的後盾。

其次,在家長方面,期望子女出類拔萃各有所成固然是所有家長的心願,然而,尊師重道也向來是台灣家長的傳統,也唯有尊重教師專業,才能確保孩子的受教權。

最後,在老師方面,亦應體認教師地位不復以往的現實,現代的老師們除了應發揮專業知能努力教學外,亦應明瞭相關法令規定與自身權利義務之所在,勇於拒絕無關教育甚至是反教育的行政業務,揚棄不適當的管教方式,增進與家長溝通的專業技巧,化解不必要的衝突,親師合作提升教育品質。
(回目錄)



台灣立報徵文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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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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