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學期開始，教育部要求各國中務必落實常態編班政策。我們以為，就其立意來說，落實常態編班當然是值得肯定的理念。但讓我們深以為慮的是，若不正視常態編班爭議背後的根本糾結，以及全竟改革之功的必要條件何在，此政策將難以成功；即便成功，也必徒具形式，實質問題依舊長存而不得解。

常態編班問題的糾葛，和升學體制的爭議頗為相似，尤其是二者都同樣涉及教育文化資源的競奪規則。倘若一個社會的階級分化不嚴重，甚至因為社會資源的公共所有制高度成熟、進而取消了階級剝奪體制，那麼，社會經濟、文化資源的競逐，便不易演成生死廝殺的敵我對立，頂多形成揖讓而升的友誼賽關係。但是，倘若一個社會的階級私有制導致的資源單極化集中，使得資源反常地稀缺時，搶占資源的鬥爭白熱化即不難想見。

當下，雖然整體社會財富已達空前的飽滿豐裕狀態，但由於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箝制，使得天文數字的資源、財富，以及就業機會、休閒時間，均遭到極少數資本家集團所鳩佔獨享，並且為遂行利潤的延伸與再擴大，不惜運用其富可敵國的優勢，從工薪階級身上抽取大量剩餘財富，還迫使國家財政向其片面捐輸。

如此一來，資產階級一方面得以肆無忌憚地為利潤恣意解雇工人，使得就業位置銳減；另一方面又排擠了國家財政在教育、文化、社福方面的資源挹注，使社會上競逐有限資源的廝殺愈形激烈，且不斷向下延伸到求學階段的未成年準勞工身上。

因此，常態編班變成了要求人力不斷緊縮、工時不斷增加、勞動條件不斷惡化的教師，在班級人數未減、教師人力不足、教育資源短缺、社會競爭白熱化的惡劣條件下，能兼顧所有學生而不至於累垮。

況且，即便某些超人老師能應付得來，常態編班也無以解決過去能力分班背後隱含的階級篩選問題。階級篩選和階級排除依舊繼續存在，且隨著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競爭的熾烈而更加惡化。只是，常態編班能讓這些問題不像過去那樣赤裸裸地以班別為界，而是在班級內以更隱蔽的廝殺、競逐方式，為將來的鬥爭開出一條血路。

而這一切的一切，都將繼續交給班級導師來承擔。叫老師，太沈重！

歷經18月評估，在英國前總督學湯姆林森主導下，「英國中學教育改革報告」於本週正式出台，預計在未來10年內，英國14至19歲的中學畢業考試，以及大學預科考試都將廢止。此番被視為是英國自二戰以來最重大的一項教育變革，刻正引發全英的熱烈討論。

據布萊爾領導的新工黨執政團隊宣稱，改革目的是要讓更多聰明優秀的普羅階級也能接受高等教育，以降低英國社會存在的階層教育距離；但矛盾的是，今年1月，英國下議院卻以些微優勢通過了旨在提高英國大學收費的「高等教育法案」。根據該草案規定，到2006年，英格蘭和威爾斯的大學將可以根據專業要求，將本科生目前平均每年1,250英鎊（約合2,250美元）的學費上調，最高限度為每年3,000英鎊（約合5,400美元），學生則須在工作後年薪達到1.5萬英鎊（約合2.7萬美元）時向大學償還學費。

比較台灣經驗，「英國中學教育改革報告」這種只企圖打破英國傳統菁英窄門機制，卻不思進一步阻止教育商品化的作法，與台灣過去十幾年來盛行的教改主流意見，有何不同？可以預見的是，台灣目前這種內部貧富矛盾差距拉大、階級流動性降低，大專院校急速升格、擴張卻素質貧乏，連帶使學生學習意願低落、對高額學費支出頻嘆不值或無能繳納等層出不窮的惡果，未來亦將在英國社會重演。

英國工黨自97年執政，力行高等教育普及化迄今，即不斷遭受英國菁英份子猛烈抨擊。邇來，前總督學湯姆林森所主導的中學教育鬆綁計畫，更被指為是將摧毀英國現有教育基礎的一把凶刃。

因現行近60年的英國中學教育規定，14至16歲的學生必須通過至少5次的中學畢業水平考試（GCSE），且至16至18歲時，必須通過進入大學的預科水平考試（A-level），始能進入大學就讀；結果導致有越來越多僅受完中學教育便進社會求職的英國人，連最基本的英文書寫和簡易數學運算能力都不具備，造成雇主必須另外提供金錢、時間，對勞工進行基本語言能力和實用數學的再教育。

故，布萊爾執政後，力推高等教育普及化，務使更多人得以進入大學窄門就讀。然而，推動過程中卻因升學供需調節出現問題，導致現行兩項水平考試成績逐年提高，形成有越來越多中學生拿到過去只有極少數優秀者才能取得的全A成績局面。

然，這種供需失衡的問題，邇來，卻被菁英反動者以「目前英國的菁英人數只佔7％，倘若實施中學教育改革，未來猶能達至目前菁英水平（雙A）的學生人數，將可能只剩下5％不到，最終必將導致國民素質整體下滑」這類危言說法模糊了焦點。弔詭的是，反對者這種自以為站得住腳的「適才適性」說法，其實卻正好反應了其腦內菁英思維的復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