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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4-10-27》 |
| 本期內容 | |
| ◎ 傳播線上：死了一個記者之後 | |
| ◎ 教育論壇：換個角度看親師關係──兼談勞動者的工時觀 | |
| ◎ 台灣立報徵文啟事 | |
| 傳播線上：死了一個記者之後 | |
| ■傳播學生鬥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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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才過，颱風又來，月底據說還有料想不到的奇災。 事情發生在沒人記得的光復節。10多名記者為採訪經濟部水利署即將在瑞芳啟用的員山子分洪道，在鄰近低窪工地被猝不及防的大水圍困。由於水勢湍急，多位記者險成波臣，台視駐基隆攝影記者平宗正，則因協助同業逃生，不幸為洪流所噬。後經緊急搜索，人還送往瑞芳醫院，但急救未成，仍然宣告死亡。成為納坦罹難者之一的他，得年30，滅頂前念茲在茲的，據說竟還是如何保全攝影機。 面對外界質疑，是否因游揆堅持視察災情、臨時取消行程又不告知，這才使記者身陷險境？行政院發言人陳其邁還趕緊出面辯駁。暫且不論其人發言給予一般人的觀感如何，游揆總還念伯仁之仁、慨允協辦後事。而各界也對此紛紛發表聲明，除了表達哀悼之意，也呼籲記者要為自身保重。不過，若將時間倒回兩個月前，正當艾利颱風肆虐寶島，見記者風雨中冒死採訪、甚至不惜以身試水，社會各界亦同感不忍，一時間，記者工作權也受到空前重視。 但弔詭的是，隨著蘋果日報踢爆有記者造假、訛報災情，而部分誇大報導甚至造成部分地區地價下跌，關於記者工作權的討論，可惜也便告消失。是以儘管當時多家電視台對外宣稱人命優先，並指出讓記者涉險非編輯室政策，兩個月後，當我們打開電視，不一樣的颱風，卻同樣還是記者在風雨中飄搖的畫面──頂多只沒戴蛙鏡、不再游泳泡水。那麼，在死了一個記者之後，一切還會有什麼不同？也或者，在下一個颱風到來之前，只剩下儀式性的遺忘？ 意外發生不久，記協做為專業組織，也發出了新聞稿，當中除了提醒記者同業應加強本身的危機意識，也呼籲各媒體從而做好記者採訪安全教育訓練，在交付採訪任務時，也應兼顧人民知的權利與記者人身安全之維護，並且提供充分的意外險保障。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深表哀悼、惋惜「善盡記者天職，赴第一線採訪卻不幸殉職」的記者之際，「新聞專業」與「意外」背後的選擇性親近關係，卻可惜似乎未被凸顯──比如編輯室控制及職災的結構因素？ 這樣的說法或許還過苛，不過，我們若能想見那雙高舉攝影機、卻仍不斷下沈的手，也許，這個事件還給了思索學院新聞專業教育及工作現實的機會。而在勞動權之外，又可以如何平抑導致惡質競爭的失靈媒體市場？或者再進一步追問，為什麼有人對於記者之死可以無動於衷？除了台灣特有的剝削生產體制讓人冷感，被人稱為公害、在不當壓力下所產製的新聞，又給了社會怎樣的再生產環境？死了一個記者之後，這些問題卻會是糾纏台灣社會的幽靈。 Our question 1）記者一旦發生職災，究竟可以怎麼辦？ 2）新聞專業與資本邏輯間的關係是什麼？ 3）新聞教育與傳播研究與社會有何關係？ 4）公媒體會不會是終結惡質媒體的方法？ 5）媒體是否如實反映了台灣社會的真貌？ 媒大事 陳春山當選公視董事長 10月21日公共電視召集董監事預備會議，進行新任董事長遴選。在台北大學財經法律系教授陳春山和政大新聞系教授翁秀琪兩人競逐下，最後由陳春山榮獲公視董視董座。儘管改選前外界傳聞不斷，兩位候選人仍保持風度，理性看待競選結果。對於敗選，翁秀琪表示並不意外，但她希望政府對於媒體改革的理念要能堅持，未來台華視的釋股案應由行政院成立委員會專責處理。當選的陳春山，形容自己的角色就像烏龜，雖擁有很溫暖堅固的外殼，只要頭一伸出，就該往前走。他也呼籲新聞局能尊重公視獨立自主的精神，「讓我們放手一搏」。 【小編媒批】不知是不是小編最近電視看太多了，腦中一直浮現財前與菊川激烈競爭的畫面。在這兒除了恭賀陳董事長，也期望您是奮勇向前爬的烏龜，而非遇事退縮的小烏龜。 藝人代言頻凸槌 有線電視節目廣告化 繼高凌峰代言的火鳥咖啡出問題後，又傳藝人代言誇大不實的減肥廣告。衛生署指出，近來強打廣告、由演員江宏恩、王美雪代言的「SOLO」減肥產品，從廣告研判可能是中藥，但業者從品名到公司名稱全都不詳，該廣告可能涉及過分宣稱療效、販售偽藥、非經醫師提供處方藥等問題。新聞局表示，將對刊載不實廣告的媒體進行進行舉發。另外，針對近來有線電視廣告節目化的情形，新聞也已擬定黑名單，未來核發執照時將從嚴審定。 【小編媒批】儘管新聞局頻頻開出罰單，有線電視節目廣告化的惡況依然故我。追根究底，電視購物龐大的商機才是令同業殺紅眼的原因吧！例如，東森購物狹其市場早期進入者的優勢，估計在年底將開播購物四台、于台。若新聞局真有意整頓有線電視廣告化的情形，是否也該對購物頻道制定妥善的管理規範呢？畢竟要收視戶月繳700元，收看的盡是購物頻道，這也太說不過去。 誤引網路新聞 劉文雄挨告 親民黨立委劉文雄、蔡中涵蔡中引用趙少康在節目中說法，指稱陳水扁送了一百萬美元給已卸任的巴拿馬女總統莫絲科索當「生日禮物」。此舉引來陳水扁以個人身份委請律師向兩人提出告訴。對於新聞來源，趙少康表示在網路上皆有報導；但經媒體求証，實際新聞來源卻出自大陸媒體報導，可信度存疑。 【小編媒批】嗯，再次印証網路消息，不可盡信。若大家記憶不差的話，中晚先前也鬧過「少林棒球」的笑話。 數位電視貨物稅擬提前調降 為了配合數位電視發展進程，政府擬提前調降購置數位電視所負擔的貨物稅。政府原本有意於95年1月1日將數位收視電波涵蓋率達85％，並停止現有類比電視訊號播送，全面改為數位訊號播送。惟目前市場換機意願不高，廠商投資意願低落，我國數位電視普及率不到2％，政府有意以強制政策手段，加速訂定DTV導入計畫明確時間表，分年逐步強制電視機應內建數位訊號接收器，並配合將類比轉數位機上盒標準化大量量產，降低價格，使消費者提高換機意願。（摘自工商時報） 【小編媒批】消費者可得注意了，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我國電視媒體的發展總是放縱產業先行惡性競爭，管理政策才在後補破洞。此次的數位電視亦有類似的味道。縱使先開發了數位電視、機上盒的銷售市場，但缺乏實質內容的架構規劃，消費者即使有了數位電視，也只能看過時的節目。如此，數位電視也就形同虛設，僅是多出幾個頻道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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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教育論壇：換個角度看親師關係──兼談勞動者的工時觀 | |
| 羅德水（教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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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台北市教師會於今年教師節前夕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台灣的中小學教師普遍有超時工作的現象；可怕的是，基層老師的例子竟然只是台灣整體勞動市場極度超工時之冰山一角。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所做的「2003年世界競爭力年報」同樣指出，台灣人平均一年工作時數竟然達到2,282小時，排名全球第一。這樣的世界第一實在值得吾人深思。 首先，所謂的台灣經濟奇蹟，靠的其實不只是手腕靈活的台籍資本家，更是藉由壓榨工時、犧牲勞工休閒生活等極度惡劣的勞動條件創造出來的。在總體經濟情勢江河日下之際，沒有祖國的商人階級，還可藉由西進、南進繼續壓榨勞力以創造資本；幾百萬台灣勞工在極差的勞動條件下，不只要面臨來自資本階級政府與資本家的聯手剝削，更要擔心來自第三國廉價勞工的競爭，幾乎處於不過勞就失業的險境。 退一步言，即便台灣人這樣辛勤的工作，所賺取的卻是美其名為專業代工的微薄利潤，究其實，台灣在全球產業分工所扮演的角色乃是關鍵。在美日資本主義所建構的全球體系下，國際經濟市場長期被美日歐等國與少數跨國企業所壟斷宰制，絕大多數國家所能扮演的也只能是不同程度的代工角色而已，也因此當台灣廠商驕傲地喊出生產效率能做到即時交貨（Time to market）與即時量產（Time to volume）時，代表的不僅是台灣製造業不惜以削價搶單的方式搶食全球代工市場，與此同時，更意味著台灣的勞工將為此付出工作過量的代價。 更要指出的是，在全球體系產業分工的結構下，高工時並不代表高獲利，因為以代工為主的台灣製造業錙銖必較的是從接單、製造到供貨的每一個環節，殊不知商品最前頭的研發、設計、制訂規格，到商品後端的品牌與行銷，才是許多國際企業獲利的最大來源。 當絕大多數台灣資訊產業還以所謂「專業代工」自鳴得意之時，台灣最大的競爭對手南韓企業卻深知代工的限制，不惜鉅資投入研發，更以自創品牌的方式，成功在美日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甚至打敗他們原先模仿的日本企業，美國《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在今年6月中公布的「全球科技一百強」（Infotech 100）名單中，南韓三星（Samsung）電子高踞第11名；《商業週刊》在7月初公布的第二項評比「工業設計優良獎」（Industrial Design Excellence Award, IDEA）得獎名單中，三星再次壓過日本新力（Sony）；7月底，《商業週刊》發表的第三項調查「全球市值1000大企業」中，三星再以710億美金的市值，勝過新力的337億美金，更是台灣前十大企業市值之總和。 從投入的研發經費觀察，這樣的結果事實上並不讓人意外，相較於有志氣的南韓企業，幾十年來，台灣企業雖然從球鞋雨傘發展到現在的資訊產業，但是代工的角色並沒有根本改變，也就是說，短視的資本家必須為台灣勞工的嚴重超工時負起最大責任。 製造業如此，教師同仁也是不遑多讓。幾十年來，台灣政府對中小學教育從業人員的定位基本上與一般勞力密集產業無異，不僅師生比居高不下，大部分老師除了教學之外尚且要負擔形式名目不一的行政工作，雖然，這些年來以往每班學生人數動輒4、50位的情況已不復存在，然而，隨著教育改革與課程改革的持續推動，老師們的勞動條件卻是每況愈下，不只課前備課的時間加長，課後還要應付種類繁多的各類評鑑，勞心勞力之程度實有增而無減。君不見，即便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表定的第一堂課大多在上午8點以後開始，大多數的家長仍然在7點半之前就會將孩子送至學校，甚至有許多趕著上班的雙薪家庭，在每天早上7點前各校校門未開時，就將孩子送到學校。可以這樣說，認真的老師是台灣勞工得以安心在工廠裡拼經濟的重要原因。 事實上，調降工時的主張完全符合國際潮流，以台灣經濟的技術母國日本為例，為保障勞動者權益，日本厚生勞動省於1992年即制訂「促進縮短工時法」，明示減少工時之目標，雖仍未達每年平均工時1,800小時之法定目標，但勞動時間已由1,958小時縮短至2003年的1,853小時。 此外，根據日本「每日新聞」報導，為防止過勞死及過勞自殺，日本厚生勞動省亦已於8月18日決定修正「勞動安全衛生法」，賦予企業應對勞工提供醫師面談諮商之義務。厚生勞動省之「過度勞動暨心理健康對策檢討會」於同日擬具報告書，亦要求如勞工每月工時超出100小時或2至6個月每月平均工時超出80小時、勞工本人覺得健康狀況不佳或其同事與家屬懷疑其身心異常時，賦予企業應提供醫師諮詢服務之義務。 相較於日本政府對勞工之保障，台灣的勞政當局不僅不思落實「勞動基準法」第30條對於工時的規定，第24條有關加班費之規定更幾乎形同具文。在這樣不利的勞動狀態下，竟然猶在思索如何替資方節省成本以創造更多利潤，繼4年前的「變形工時」爭議之後，正準備訂定貽害台灣勞工的所謂「勞動派遣專法」。 筆者以為，要扭轉這樣的結構劣勢，製造業與教育產業的員工應該嚴肅思考以下問題：表面上，製造業勞工與教育產業的教師之勞動性質看似不一，實際上兩者在本質上並無差異。 如果不能深刻體察教師、家長同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構宰制的事實，進而看清親師同為勞動者階級的現實，勢必無法還原受雇者普遍超工時的真正原因。亦即是說，教師與製造業勞工同為受雇者，兩者的超工時互為因果，擁有一致的階級利益，面對的是同樣的階級敵人，必須團結起來要求減少工時並且提高生活品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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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台灣立報徵文啟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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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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