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台灣出國留學的學生人數日趨下滑，日來此一趨勢引起了國家教育與經濟部門的重視，紛紛祭出誘餌，希望能刺激「優秀人才」出國留學的動機；例如，教育部就提供了優惠的「留學貸款」，而經建會則提出了「菁英留學計畫」等等。從相關人士對於留學生日趨減少的憂心，以及留學生減少的客觀事實，我們可以分別從兩方面來看待，從而可以看出台灣社會當前的兩項性質。

首先，從相關部門對於此一現象的極度憂心中，我們可以發現，台灣對於和美國失去「聯繫」──美國為台灣留學生的主要去處，同時也是留學相關統計的最主要部分──是如何的感到「不安」。

事實上，這種心態所呈現的，正是台灣以美國作為「宗主國」的事實；換言之，台灣自覺到對於美國的依賴與「未斷奶」狀態。整部台灣近代史表明，台灣始自移民社會的「對外」關係，歷經日據時期到二次戰後，有著明顯的轉移：從中國到日本，再到今日的美國。

二次戰後，台灣亦步亦趨於美國的腳步，舉凡經濟、知識、文化、消費、軍事、外交，事實上是以美國的附庸國型態而存在，亦即，台灣早已習慣於從美國的立場來自我認識。一旦這條臍帶有可能斷裂，台灣所想像的竟不是如何「自主獨立」，而是汲汲於「重建」這層依賴關係，這是對於矢志追求「台灣獨立」者的最可笑嘲諷。

再者，近10年來，在以美國為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浪潮下，台灣也開啟了大學市場化的快速腳步，在此一「高教改革」的趨勢下，台灣的大學加速成為私人資本的研發單位以及人力訓練所，因此，嚴肅的、與市場非關──甚至經常相互矛盾──的真理與知識的追求，完全受到了忽視與踐踏。在此一效應下，出國留學的成本效益，完全無法與大學或碩士班畢業後，立即投入熱門產業以（期待）領取高薪的誘因相比擬。台灣的私人資本所需要的「高級人才」從來就不是具有原創力的博士級人員（而這又與台灣在國際經濟分工中的位置有關），辛苦獲取博士學位者，僅能在地位日趨卑從的大學中從事教職，而其經濟收入又遠不及各式各樣的「新貴」，兩相比較，有哪一個「理性的經濟人」，會選擇出國留學這條茹苦含辛之路呢！

從台灣出國留學的人數日減這一現象中，我們看到了似乎相互矛盾的發展：對美國的依賴卻導致了割離；實則是源自於一個一致的因素，亦即台灣對於美國的言聽計從。這樣一種依賴一日不去，留學生人數的減少所引起的惶惑，其實並不算什麼，更多的、陷入更深的漩渦中而暈眩失措的嚴重後果，還在前方的航程中等待著我們。

常有人認為，全球化的年代會侵蝕國家的權力，社會生活將越來越不受國家管制。但是，一則消息戳破了這個毫無根據的想像。就在領導全球化的國度──美國，去年聯邦和州級監獄中的犯人數量達到創記錄的147萬人，比上一年度增加2.1％。而全部接受管束教導的人數約690萬人，佔全國成人人口數量的3.2％。如果這樣越來越多的一批人，都處在國家的直接管控之下，那麼國家顯然沒有消亡，而且還擴張了。

反過來說，這種情況正反映了社會矛盾的加劇。據美國政府在1999年承認，有超過3千萬人三餐不繼，其中更有3百多萬處在飢餓線以下。整個以全球化為名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推行至今，大大加劇了社會矛盾，傷害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正是為了對付這一矛盾，才形成了新型的監獄國家，一方面把越來越多的人（大都是窮人）丟進監獄，另一方面整個政治更加反民主，專為一小撮富人服務；社會矛盾的加劇，就是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必然產生政治上的新保守主義的原因。

千萬不要以為台灣沒這麼糟！美國每10萬人中有482名犯人，而台灣則是584名；監獄國家的陰森圖景，早已悄悄降臨台灣！

有新聞報導指出，去年美國聯邦和州級監獄中的犯人數量再創新高，達到147萬人，比上一年度增加2.1％。這一數字固然怵目驚心，有兩個面向尤須吾人重視。第一，在聯邦和州監獄中44％的囚犯為黑人，35％為白人，19％為拉美裔人。第二，整體而言，每10萬人中有482名犯人，但在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德克薩斯、奧克拉荷馬等州的比例則高達635人。

這裡透露出來的訊息就是族群問題的首要性。不論是路易斯安那等州的犯罪率偏高，還是黑人與拉美裔人士的犯罪率明顯高出其人口比例，都突顯出了這些以種族或地區劃分的族群，與較發達地區的主流白人，不論在文化、教育程度、風俗習慣、生活水平等方面，都存在不小差距。此一族群問題不解決，即便雇用更多警察，關押更多人，也難保不會再出現類似1992年的洛杉磯黑人大暴動那樣的動亂。如何提昇這些人的素質，當是美國社會發展的最大課題。

而在台灣，這一課題毋寧是更加嚴重，因為台灣的各族群各自有不同的國家認同，造成族群矛盾同時是國族認同矛盾的困境。台灣極需確立一個一體的國家認同；否則，一國內部的族群矛盾尤可解，一旦上升為國族之間的對抗，後果將遠超過美國的黑人暴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