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新近發布的新版高中歷史課程綱要，「台灣史」與「中國史」從此一刀兩斷。「中國不但是外國，還是敵國；如果國家考試還去考敵國的史地，根本是通敵。」受任初等考試典試委員長的考試委員林玉体如是說。「在台灣有人無法認同台灣，不時與中國唱和，更錯把敵國當成祖國。」這是阿扁總統的說法。

如果這是學子們將要接受的歷史教育，是國家公務員必須通過的檢覈試驗，那麼，一套「仇恨史觀」已然形成。未來，被迫害妄想症將從官方撰史者的腦袋擴散開來，成為台灣社會集體意識的組成部分。

這樣的社會，在美國導演麥克‧摩爾以槍擊案為主題所拍攝的紀錄片《科倫拜校園事件》中，我們可窺見其瘋狂而輕薄的情境。在美國，無厘頭持槍胡亂掃射的事件頻傳，導演告訴我們：問題並不在於槍枝氾濫，而在於普遍存在於社會上的一種恐懼的氣氛，一種揉合了仇恨與被迫害妄想症的恐懼氣氛，經由媒體渲染，隨時都可能以暴力血腥的形式尋找出口。

這種仇恨的文化，造成個人與個人間，族群與族群之間永無止境的爭鬥。強敵彷彿隨時在窗外窺伺，唯有手上握有槍枝才是安全的保證。武器是權力的來源，也是報復和鎮壓所必要的工具。這種仇恨意識，面對「非我族類」者，更是肆無忌憚。於是，我們看到美國大兵對阿富汗和伊拉克囚犯的非人凌虐，在巴格達街頭對婦女、兒童恣意掃射；不分青紅皂白，在法魯賈城大肆屠戮。這種武器在手即獸性大發的行徑，已不僅只是霸權的邏輯，而是大兵的體內已然蘊蓄著仇恨的文化基因。

當一個執政黨的立委說出「隨時保留強暴中國婦女的權利」時、當向三峽大壩發射飛彈成為當局的戰略目標時、當「中國」一再被標示為「敵國」時、當反軍購者一再被指控為「中共同路人」時、當族群切割屢次成為選舉動員的工具時，「非我族類」已經被指定，仇恨的因子也早已在台灣社會種下。

於今，歷史教科書的改寫以及國家考試試題的轉向，只不過是這條仇恨軌跡的延續；然而，當局濫用公權力恣意詮釋歷史，卻忘了告訴我們：仇恨的本質即是永無止境的循環往復，仇恨與悲劇是連體共生，無可分割。扁政府在為台灣重寫歷史之際，其實也正將台灣帶入一個瘋狂而輕薄的情境。這是一部仇恨的歷史，也是一則悲劇的預言。

台灣金控到底要幾家？是市場決定嗎？錯！政府說了算嗎？半對半錯；正確答案是：外國投顧說了算！

金管會成立「併購諮商小組」，訂定「金控評估標準」及併購激勵措施，因為小組成員都是金管會官員，擺明就是要以「政策指導」影響市場，卻還口口聲聲表示「我們會訂出標準、政策，最後還是看市場機制！」。屢邀外資當顧問的金管會，難脫為特定財團、外資量身訂做之嫌疑。

台灣的國營行庫不能被外資主導。其一，將國有資產拍賣給外資的同時，已將本國擁有財產的合法權轉讓給外資，不僅幾十年累積的國有資產流失而使國家遭受損失，且國家被剝奪了從資產獲利的權利；其二，越是關鍵性行業的國有企業，掠奪資產的獲利前景就越大。倘若戰略性產業的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都被民營化了，國家將喪失對工業、金融命脈的控制權，喪失實行宏觀調控的能力，就難以防止經濟危機和社會動盪，廣大民眾的血汗存款就可能遭到肆意掠奪。

看來，台灣獨立不必等到台灣建國之日，就已被金管會徹底出賣了。

政府推動二次金改如火如荼，與首次金改著重「除弊」相較，這一次對國民經濟產生的影響性將更為巨大，說有可能「動搖國本」都不為過。二次金改的重點在於「整併」，除整併出3家市占率超過10％的金控集團外，還要將14家金控減半，甚至不排除讓外資百分之百持有官股銀行。

政府動用稅金，在2001至2002年間以「金融重建基金」之名，解決非一般市井小民製造的基層金融壞帳，官股行庫在接管農漁會信用部打消經年累月留下來的呆帳，轉變官股行庫體質，理應是全民之福，未料屬於全民資產的官股銀行，在打呆接近完成時，竟然變成政府亟欲脫手來支應國家財政赤字的大肥羊，正可謂懷璧其罪。

如果賣給本國財團，財產的再分配只發生在一個國家經濟體內，然而這似是而非的道理，在全球化下也站不住腳了。目前外資在台灣持有中信金控59％、持有建華金控34％、台新金控逾30％、富邦金控逾29％，表示外資對這4家「本土」金控的盈餘擁有同等比例的分配權。

銀漏於外，政府若再將這幾家能生金蛋的金雞母轉銷外資，即使宣告「國際化」有成，未來政府繼續哭窮還要賣什麼？還能賣什麼？難道被外債壓得喘不過氣的拉美，會是台灣未來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