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週，台灣的教育界、史學界，為了新訂高中歷史課程綱要中，諸多具有明顯政治偏好介入的歷史詮釋，鬧得不可開交。於此當頭，教育部長杜正勝卻是親身跳入火線，闡述其對於「開羅宣言」歷史定位的意見，這一舉動，已被評為不適當之舉。然而，更有甚者，杜部長的民族主義傾向，使得他在教育部所主辦的一場「建立多元文化社會」座談會，說出「台灣受到傳統中國文化影響，沒能真正成為多元文化、族群的社會；外勞、外籍新娘，也因此才得不到足夠尊重」這一段奇談怪論。這樣一位滿腦子政治正確思維的教育部長，是否仍然適任掌管全國最高教育政策與行政的重要位置，恐怕已是值得公眾嚴肅以對的問題了。

台灣社會對於「外籍」勞工與「外籍」新娘的偏見與歧視，的確是個不容辯解的事實；但是，這一現象真如杜部長所詮釋，是因為受傳統中國文化影響所致嗎？其實，回答這個問題，並不需要殫精竭慮選擇性操弄歷史解釋──就像杜部長所做的一般──即可真相大顯，我們只需觀察到以下這樣一個事實即可：台灣對於「外籍配偶」與「外勞」的指稱，從來就不及於「歐美白人」與「日本人」身上。我們社會使用這種歧視性稱呼與由此而生的偏見，僅適用於「經濟發展程度」不及於台灣的東南亞國家與中國人民身上；換言之，這是一種階級與種族相混合的歧視，與所謂的民族文化並無關連。

即使真要論及歷史事實，中國文化真的如同杜部長所言，是一種「單一價值觀」、「自認為世界最高」的文化嗎？縱使在中國歷史上，對於異族經常以「戎、狄、蠻、夷」等貶義之詞來稱呼，但是這種僅將本族當成「人」、而對於異族概以「非人」稱之的例子所在多有，並非中國文化之專利；同時，以歷史事實來看，唐宋時期因廣為包容異族文化，使中國文化充滿豐沛動力與多元面向的史實，已可輕易駁斥杜部長的立論。甚且，中共於建政之後對於第三世界事務的積極參與，並與第三世界國家同一陣線，更勝於台灣一路媚隨美國霸權觀點、美國說什麼就是什麼的尾巴政治，以此而論，究竟哪一方才是不折不扣的單一價值觀呢？

如果台灣深受中國文化影響，而使得台灣充滿著對於「外籍配偶」與「外勞」的歧視言行，那麼，我們又如何解釋在「外籍配偶」中，更經常的獨誣大陸籍配偶，不分青紅皂白一概冠之以「假結婚、真賣淫」的污名、而對其進行更為嚴格的管制與入出境許可呢？如果台灣深受中國文化「薰陶」，不該對於這些來自「文化母國」的配偶們大表歡迎之意嗎？

在今年4月杜部長的任命案發表之際，本報社論即已憂心的指出，這一時期的教育部長，對於國民所關切的教改議題，其實並無多大的使力空間，反而是杜部長的史觀，可為當局建構新民族主義歷史借重，如今不幸言中，我們卻除了憂心之外，再無一絲預言中的驕喜之情。

台灣對民主的想像都表現為選舉，殊不知現實的選舉情況恰恰否定了這一點。以目前正酣的立委選戰而言，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國族動員，也不是各種造謠抹黑，而是天價的選舉經費。不論你是搞組織、拉人脈或形象牌，是在都會區還是非都會區參選，是閩南還是客家，是綠軍還是藍軍，要選，都得先跨過金錢這道門檻。除了繳給選務單位的之外，更龐大的是各種宣傳、廣告、器材、場地租借、交通、人事費用，有時還要加上買票錢；總之，要一大筆錢。

這筆錢到底要多大？各種情況數目不一，但根據保守估計，選立委下限一般是2千萬。以一個薪水3萬的上班族為例，即便他／她再怎麼熱心公益、有理念、肯打拼，在不吃不喝光存錢近70年以後，才有可能擁有足夠資金，投入為期數月的選戰。這近乎天方夜譚。

這道「排貧條款」註定了當選人99％都是有錢且有閒的人，註定了普羅階級永遠只有「被代表」的份，也註定了當選人必然要利用其權力把錢撈回來，從而保證了台灣的富人政治、金權政治。若不思考其他的民主途徑，再把這種選錢不選賢的制度當成「民主」的主要、甚至唯一形式，那真是台灣的最大悲哀。

最近有兩則與立委選舉有關的新聞，都指向同一個東西，就是「錢」，但大家的看待方式卻跟一般看待錢的方式不太一樣；一是有週刊調查立委選戰花費要上千萬，二是陳總統交通違規卻銷單。掌權者可以用各種方式註銷違規罰單，這是大家都知道，或者請託過的；立委選舉要花大錢，這也是常識；但註銷罰單大家都用比較負面的眼光看待，媒體也多用道德性的字眼報導；花大錢選立委卻似乎理所當然，只要立了獻金法、不買票就光明正大。

可是，這兩件事實為一體兩面。銷單，廣義來說就是一種「選民服務」，而選民在選舉期間幫忙出錢出力，選後要求回報、服務，是很自然的；立委在選舉上花了大錢，選後當然是要透過各種方式再賺回來，這種權力／利不也正是選舉的誘因嗎？在我們這種商業社會裡，幾乎所有東西都是可以計價、買賣的；選舉經費正是進入立委這一職業的市場門檻，選民付出他的選票，而立委則付出他的服務。在此意義上，各類關說與「選民服務」是完全符合交易常規的。

人畢竟是經濟理性的動物，道德性地批判關說、銷單行為是沒有用的，不過是反映了某些人根深蒂固的意識型態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