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世倫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PLO）的精神領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 ）已於日前逝世，讓人聯想到一些關於電影的事。
近年以巴和談陷入僵局，以色列政府將阿拉法特圍困在Ramallah的PLO總部，無法出入，形同軟禁。健康惡化的阿拉法特，直到死前才因病情嚴重，獲准搭機離開Ramallah前往巴黎醫治，但卻一去不回，離開人世。阿拉法特最後的影像，是他人在直昇機前，滿臉倦容，不斷對外面的巴勒斯坦民眾吻別，然後塵土飛揚，飛離。
這個畫面，驚人地讓人聯想起巴勒斯坦電影《Divine Intervention》的一個片段：圍困在Ramallah的男主角，在以色列路障及各種檢查哨的阻擾下，只能用各種荒謬的精神勝利法，來進行戲謔式的抗議與嘲諷。其中最具象徵意義的一個畫面，就是他冷無表情地放出一只畫有阿拉法特肖像的紅色氣球，讓它飛越檢查哨，來到巴勒斯坦的聖城耶路撒冷的上空。
死去的阿拉法特，生前的遺願就是希望葬在聖城耶路撒冷，但在以色列控制耶城的現實下，巴勒斯坦人只能先將他安葬在Ramallah，往後建國若能收復耶路撒冷，再行遷葬。雖說這樣的希望，其實應該很渺茫，耶路撒冷同時也是猶太人的聖城。
這部頗為重要的巴勒斯坦電影《Divine Intervention》，曾獲2002年坎城影展的評審團大獎（相當於第二名）。職是之故，此片台灣曾有片商買進，命名為《妙想天開》，但因不懂這種小眾冷門的非主流中東電影要如何宣傳行銷，又不花心思整理並解說影片背景的以巴衝突，結果票房慘澹，眾人看不懂，乏人問津，一部成績斐然的好電影，就這麼樣被埋沒了。
其實這部電影的藝術成就非常高，導演Elia Suleiman自己身兼編劇與男主角，用Buster Keaton的冷面笑匠風格，加上各種荒謬乖張的情節，來凸顯以色列強權控制下，身為巴勒斯坦人的辛酸與無奈。在這部幾乎沒有對白的電影裡，男女主角用各種「精神勝利法」（化身為駭客任務式的女忍者、或邊走邊用念力摧毀檢查哨），來嘲諷批判無所不在的以色列軍警箝制。
片子最後一幕，男主角與母親靜坐家中餐桌前，面對觀眾，許久不發一語。我們只聽到廚房燒開水的警告笛聲響個不停，彷彿巴人的不滿與怨憤，以及中東的混亂局勢，已到了爆發的臨界點。既是抗議又是無奈的沈默影片最後一幕，母親終於講了一句話，「夠了，停！」
講到抗議，若只用控訴或狂轟猛罵的態度來批判以色列，那未免失之輕易取巧，卻是很多政治電影，最常採用的手法。這部電影最高段的地方，是用荒謬劇及極端冷調壓抑的形式來處理以巴衝突，令人印象深刻。
我們生活的時代理，電影恐怕塑造歷史集體意義最有用的工具，而誰掌握了這個工具，也就等於擁有了歷史詮釋權。遺憾的是，這權力從來就不是均等且公平的。人們熟知的電影史裡，有著數量極為龐大的，關於猶太人在二次大戰時期遭納粹德國迫害的歷史傷痕電影（holocaust film），近年本地觀眾所熟知的商業大片如「辛德勒名單」、「鋼琴師」、「美麗人生」等，都屬此範疇。
這類影片大多資金龐大，票房驚人，大多與好萊塢投資有所關連，在全球各地具有廣大影響力。在這套不斷重複再生產的再現機制下，猶太人彷彿變成全世界最可憐的族群。但在國外，已經有人開始用”holocaust industry”一詞，開始分析解構各種猶太相關利益團體，如何利用剝削猶太族群被欺凌迫害的歷史，來牟取商業與政治利益。由於這樣的作為，已經十分常態化例行化，故以industry一詞指涉之。
“holocaust industry”的概念，也可以用來分析並詮釋好萊塢電影公司，何以不斷執迷於不斷重複投資，拍攝猶太人受納粹迫害的歷史影片。事實上我們熟知的美國好萊塢電影工業，正是在二次大戰後開始稱霸全球，而其組成份子及高階人員，有非常高的比例都是猶太人。學者Neal Gabler便曾寫過《An Empire of Their Own : How the Jews Invented Hollywood》一書，分析並詮釋猶太人如何創造並掌握好萊塢電影工業，曾有人以這本書為藍本拍攝紀錄片，片名為《Hollywoodism: J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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