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報】═══════════════════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4-11-25》 |
本期內容 | |
◎ 閱讀第三世界:澳洲民族寓言的織夢家──彼德凱瑞的「後殖民╱流放」文學之四 | |
◎ 教授爸爸週記:北京印象 | |
◎ 台灣立報徵文啟事 |
閱讀第三世界:澳洲民族寓言的織夢家──彼德凱瑞的「後殖民╱流放」文學之四 | |
宋國誠(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 |
《凱利幫的真實歷史》以13綑的書信卷宗為主體,當然,小說並不是一本文獻檔案式的記錄或編纂,但也不完全是虛構的,應該說凱瑞是刻意以「虛構的文學藝術來再現真實無誤的歷史真相」,這是因為真實的史實在官方禁制下已不復可得,於是凱瑞所使用的「虛構」就不只是趣味性或純粹想像性的虛構,而是一種既對官方論述的「解構」又是對真實史實的「重構」,也就是說,從虛構的現實中重新塑造真實的歷史人物,而這又正是凱瑞獨特文學技巧之所在。一方面凱瑞對每一包信件都作了細膩的說明,但都是以「刻意仿寫」官方口吻和語詞的方式來「裝飾」它的真實性,一方面卻又「明顯提醒」讀者,他的「文獻說明」有的是策略性編寫的,文獻的編號和收藏地也都是虛構的。例如在第一綑信件之前,凱瑞加上了以下的說明: 國家銀行的信柬,幾乎可以肯定是1878年12月由國家銀行歐羅瓦分行(Ruroa Branch)拿出來的,有45頁,中號紙型(大約8英吋×10英吋),信札頭上有打丁孔,還有倉促綑綁的痕跡,上面沾滿著污漬。 然而,這些信件又都是沒有日期、沒有簽名、沒有次序;凱瑞刻意將沒有日期的手稿說成是藏在墨爾本的圖書館,而把印刷體、有編號、有出版日期與出版處的資料說成是藏在雪梨的圖書館,實際上,這些圖書館根本不存在。在這裏,細心的讀者也許可以看出凱瑞刻意以多層意涵的「虛構」,來「戲仿」一種後現代的文本策略。一方面,一種「戲仿/解構」(官方話語)形態的虛構手法是在反諷官方語言的虛假性:一副裝腔作勢實際上是歪曲顛倒之「正史的欺騙性」;另一方面,一種「真實/暗示」的虛構又是在反射和襯托被壓抑、被塗改之「野史的真實性」。例如沒有編號、沒有簽名、沒有地址的手稿,是在暗示處於被壓抑之「凱利幫」的史實,它期待的是被存檔、被保留、被見證,而不是為了寄送或傳播。然而,這種渴望為自己辯護和被眾人理解的願望,在官方控制的語言世界中根本不可能實現,正如那些編有序號的印刷資料是被藏在「虛構的圖書館」一樣。 兩層不同涵意的虛構手法,一方面表明「凱利幫」的歷史似乎只有「假藉」官方話語的權威式腔調才能「取信」於人,一方面又是在反諷和暗示被壓抑、被殖民的歷史根本無法「載入」正統的歷史,無法「進入」主流文化的脈絡。凱瑞這種以虛構材料來「倒現」或「反呈」歷史真實性的手法,旨在表明澳洲殖民歷史中「有真人無真事」、「有真事無真史」的扭曲狀態。 和以《我們的陽光》為腳本的電影《法外狂徒》強調自然美景和「好萊塢式警匪槍戰」不同的是,凱瑞在小說中自始強調「反殖民主義的歷史真實性」和「鐵漢柔情式」的人性視角。小說清楚說明凱利是在警察的謊言和暴力下被「逼上梁山」的。這裏的警察暴力,不只是皮鞭和鐐銬而已,而是包括種族歧視的暴力、文化貶抑的暴力,以及身體暴力、土地掠奪與經濟剝削等等多重暴力。實際上,凱利是一個善良而富正義感的人,少年時代的凱利曾經因為營救一個落水的小孩,而被贈予一條披在腰間的綠肩帶,意指「上帝派來的天使」,此後乃凱利不僅成為族人的「少年英雄」,受到當地教會的推崇,凱利也終生以此為傲。他甚至在面臨警察追捕時還試圖搭救被他射殺的一名警察,在警察斷氣之前道出他深摯的歉意。 電影對凱利幫「誤打誤撞」成為全國通緝的要犯,以及天真善良的「業餘土匪」的本性,作了細膩的描繪。在第一次搶劫一家高利貸錢莊時,史蒂夫巧遇了在莊主家幫傭的小學同學,史蒂夫問同學在這裏做什麼,同學答說在此幫傭,同學也好奇詢問史蒂夫來此做什麼,史蒂夫一副若無其事地說:「我來此搶銀行。」整個搶劫沒有緊張和凶殺的過程,喬伊和莊主太太在隔壁親熱,其他同夥竟與莊主家人閒聊了起來,凱利則在旁邊看起書來。凱利無意間找到了一群窮人向錢莊借貸的帳冊,莊主要求歸還,凱利卻將一綑逼迫窮人還債的冊子,丟入火爐,化為灰燼。 在另一次搶劫銀行的行動中,凱利的行動遭到銀行內居民的質疑,凱利為了表明自己「逼上梁山」的心志,當眾寫信給維多利亞總督,信中辱罵殖民政府警察的腐敗,當場卻有居民提供「罵人的話語」,一句接一句,並載入信中,引起轟堂大笑。電影以高度忠於歷史材料拍攝,表現高度的人性關懷和寫實藝術。 在小說中,凱利只知道父親是一個沉默寡言(quiet and secret)的人,在他幼年時代,警長歐奈爾(Sergeant O'Neil)編造他的父親是一個「惡徒中的惡徒」,一個「穿著『花衣』的同性戀者」,這個被污名化的父親形象是凱利心中永久的創傷,以致使他自小就成為一種「精神上的孤兒」──無法給自己的父親一個合法的定位。等到12歲父親去世以後,凱利才知道自己原來是在「沉默與謊言」(lies and silences)中長大的,逐漸體會到愛爾蘭後裔不過是二等公民、低級罪犯。凱利後來也才知道「花衣」和「黑臉」原來就是愛爾蘭人精神反抗的象徵,父親因身穿花衣而被污陷為同性戀,實際上「花衣」是父親一種沉默反抗的圖騰。警察編造出來的父親形象,實際上就是一種殖民論述的欺騙,這種殖民論述試圖從根本上割裂愛爾蘭人的文化傳統,使愛爾蘭後代成為「無根斷帶」的劣等民族。在此意義上,就為了反抗帝國壓迫下的歷史斷裂和身分剝離而言,凱利的反叛絕不等同於盜匪行徑,而是一場恢復自我認同與民族自救的歷史性起義。 對凱利而言,「父親的形象」是殖民論述「妖魔化敘事」的產物。這種妖魔化敘事是一種為帝國政治利益服務的意識形態操作手法,它包括一種帶著「豁免性」的歷史敘事技巧和一種「凝視下」的種族幻見。殖民論述首先將「愛爾蘭」塑造為罪惡滿貫、粗魯愚鈍、文化低賤的「打劫」民族,這個民族在叢林中、草原上、山陵邊、溝壑裏,盡是幹著與文明作對、向法律挑戰的集體犯罪。換言之,殖民論述首先搭建了一個「種族銀幕」(racial screen),通過這種銀幕凝視,愛爾蘭人在其中被呈現為「劣等民族」的危險形象,「gang」(幫)這一字眼就是個明顯的例子。其次,殖民論述再假藉一種「官方—公共—客觀」的敘事位置,一種中立化、公益性的敘事立場,這種立場有助於殖民者將自身「豁免」於造成此一歷史悲劇的成因之外,將自身排出於歷史困境之追究歸責的對象之外,更因而阻卻了人們對這一歷史人物與事件的反思和檢視。於是,凱利的「愛爾蘭祖先」、凱利幫的造反行動,長期以來一直服務於殖民意識形態的敘事化,並為殖民者提供追捕、絞殺帝國反叛者的合理依據。 通過這部小說,凱瑞不僅再現了澳洲原始的地域特色和本土風味,更通過凱利這位愛爾蘭後裔,重現了愛爾蘭的傳統神話和民族寓言。無論是黃土、枯木、乾河、橡樹、草原、山脊或巨蟻,無論是袋鼠、浣熊或笑鳥,這些山林與生物,不僅表現出澳洲草原生活特有的原味和野趣,也是凱利用來表達現實生活、人生際遇、命運悲歡和情感起伏的生花妙喻。凱瑞毫不掩識地讓凱利以他不登大雅、標點不清、文法不全的「土話英語」,以一種帶有鄉土情感和草莽反抗精神的口語敘事,來對抗霸權式、壓迫性的正統英語。正如正統語言是殖民者慣用的壓迫工具,反抗殖民統治的第一步就是對正統語言的棄置、顛覆與瓦解。凱利不僅用自己的身軀和鮮血向殖民者作出直接的挑戰,更以自己的語言述說自己的故事,藉此重塑自己的民族身份與尊嚴。凱瑞的貢獻在於,他使「凱利幫」走出了胡編亂製的官方黑史,進入了「澳洲聖雄」的行列。時至今日,凱利已不再是歷史上土匪盜賊的代表,而是今日人們口語相傳的「澳洲羅賓漢」。在2000年雪梨奧運開幕式中,身著盔衣盾甲的「凱利幫」伴著可愛的袋鼠結隊走入會場,象徵的「凱利幫」已成為澳大利亞的民族象徵與榮耀。 儘管凱瑞被視為當代澳洲「新銳派」小說的代表,但凱瑞的文學創作基本上還是繼承了澳洲的文學傳統,那就是不斷透過自創的語言敘事建立對一個邊陲地域的認同,不斷通過具有特色之「澳洲小人物」的重覆塑造,建立一種有別於英國典型的身份形像。凱瑞小說中的人物,大多是社會棄兒或卑微人物,這與向來以草原隱士或叢林盜匪,以土著悲歌或移民辛酸為傳統主題的澳洲文學,實有前後呼應的繼承關係。由逃犯故事和盜匪小說所構成的「流放文學」,一直是澳洲歷史與文學傳統的主流,19世紀以來,小說家馬克斯‧克拉克(Marcus Clarke, 1846-1887)的《無期徒刑》(For the Term of His Natural Life),羅夫‧博爾德伍德(Rolf Boldrewood, 1826-1915)的《武裝行動》(Robbery under Arms),都是這一傳統的經典之作。然而凱瑞的創新與貢獻在於,他能融合更新穎的文學藝術與技巧,特別是運用「後殖民解構書寫」的策略,轉變流放居地成為澳洲人民的「新╱故土」,讓逝去的歷史人物重現於當代生活中,為現代澳洲編織民族寓言的新神話。(完) 作品閱讀: Peter Carey,《奧斯卡與露辛達》,林尹星譯,台北:允晨,1999 Peter Carey,《黑獄來的陌生人》,彭倩文譯,台北:皇冠,1999 進階閱讀: Bruce Woodcock, Peter Care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Hermine Krassnitzer, Aspects of Narration in Peter Carey's Novels: Deconstructing Colonialism, Edwin Mellen Press, 1995 Peter Pierce, The Country of Lost Children : An Australian Anx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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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目錄) |
教授爸爸週記:北京印象 | |
賴鼎銘(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 | |
參訪團抵達北京機場,坐著遊覽車往市區時,Lucie院長(編注)說每次到北京,她只能以「大」來形容:與台灣比起來,大陸感覺開闊多了。 我們一行就安頓座落在王府井旁的北京飯店,王府井近在咫尺,本以為當天就有機會到新華書店逛逛,但事與願違,一個晚宴下來,回到飯店已快9點,夢想就如此告吹。 抵達當天的晚宴,是中國傳媒大學劉校長請的客,飯局就在中國人民大會堂的澳門廳。吃飯前,中國傳媒大學的一級主管陪我們仔細地逛了一趟大會堂。最令我們驚豔的是可容納一萬人的大會議室,可謂壯觀已極!不過,私底下討論時,我們覺得這樣的大會,其實難謂民主!一萬個人民代表同時開會,如何發言?如何做成決議? 到最後,我們知道在大陸只有如此開會才有效率。人太多當然無法暢所欲言,最後只剩講台上的核心小組決定一切,這應該是所謂民主集中制的寫照。看完大會議室後,我們也參觀了台灣廳、福建廳及西藏廳,這些以各省為名的接待廳,體現了中央掌控全局兼懷柔的策略。 其實,我對北京的印象並不佳。這個城市的浮塵微粒太嚴重,因此讓人感覺空氣品質並不好。有時一早起來就是灰濛濛地,這種現象,導遊提供了幾種解釋。其中之一是北京近幾年大肆建設,灰塵當然不可能少,加上沙塵暴偶而自北而來,更讓原有的情況惡化。再者,北京最近汽車成長太快,上下班時間汽車擠上街頭,空氣會好才怪。而後者,更出現了台北10年前我們無法忘卻的夢魘:塞車、塞車、塞車! 第二個讓我不喜歡的原因,是這個城市對古蹟的維護並不積極。我不免俗地參觀了北平故宮,本以為應該是金碧輝煌的皇宮,卻看起來一副沉舊黯然的樣子。不只屋瓦暗點滿佈,宮牆斑剝處處,石築地板更是起落不平。我到故宮,原本帶著《Last Emperor》電影中皇城的燦爛想像而來的,但走了一趟,才發覺自己的想像未免太天真。但一方面,也讓我覺得,大陸真是離文化產業太遠。不只故宮,西湖畔的「杭州碑林」也讓我有著同樣的感受。大陸應該學學日本,看看他們如何讓古寺廟重生。 第三個讓我未免失望的原因,則與王府井有關。傳說中的書店並沒有如想像中豐富與宏偉,我只買到兩本所要的書:一是台灣已進我未買的書,另一本則是為朋友買的舊書。王府井最令我難以忍受的則是,閒逛的幾個晚上,總是碰到有婦女接近,詢問要不要到酒吧坐坐。有一天晚上,更碰到男人站在北京飯店的門口,問我要不要帶女人進去?如此靠近權力核心的地方,竟然也是鶯鶯燕燕亂飛的地帶。這是北京最弔詭的場景。 離開前的那個早上,我圍繞著皇城的外圍走了一圈。天尚未大亮,我從長安大街右轉進入勞動人民文化宮,穿過中山公園,沿著南長街、北長街、景山街,折向北池子及南池子大街回到北京飯店。隨團的人沒有多少人知道,我以一雙腳跋涉了千年的古城。這也是我向北京告別的方式:不知何時,我才能再返回北京,雖然我不挺喜歡這個認識未深的古代城市。 編注: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成露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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