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儒門幫我們出了一口氣！」在田裏耕作的老農抬起黝黑的臉龐，閃爍著讚嘆之情說道。

社會學和心理學者呼籲政府，楊儒門這樣的犯行並非「反社會人格」，而是政治性訴求，處理之道應該是重視他所提出的問題。

在主流媒體及犯罪學者一味以「手段不可取」、「行為異常」等語彙將之污名化的同時，台灣社會倒也興起了另一股支持楊儒門的聲浪，這真是個有趣的現象，如果因此能夠將台灣農業問題上升成為輿論焦點，可以說，楊儒門的訴求與行動是成功的。

楊儒門是恐怖份子嗎？根據一般描述，他溫文有禮，富有愛心；是世界展望會的捐贈者，921大地震的時候還自掏腰包捐款，以農民之子的出身關懷農民處境，悲憤的抗議WTO讓農民陷於絕境，甚至，連警方懸賞捉拿他的50萬元獎金，他說都要捐贈給慈善團體。

他以他個人的方式對這個不公不義的社會進行了抗議，也有他自己對於公共事務的訴求與主張，所有這些舉動，其實和第三世界左派游擊隊，或者是伊斯蘭恐怖主義進行的反美訴求，其實是有著雷同之處。

台灣出了楊儒門，宣告著另一種形式的「與國際接軌」，在台灣這種凡政治性事務皆以世俗化方式討論的社會(不論左派或右派皆然)，楊儒門這種激進性的行為其實有其清新之處。

在前年的坎昆會議上，南韓農民李海不惜在會場外以切腹自殺的激進行為中斷了會議的進行！當時他嚎叫著：「農民快要活不下去了」，淒厲的言語曾讓舉世為之震驚。

事實上，隨著WTO談判進程如火如荼地推展，農民處境艱困已經是世界性的問題，不過令人絕望的是，農民們越來越選擇以個人的激進方式表達訴求，卻缺乏政治上的支持力道。

相比於上個世紀，世界性的左翼力量還有一定程度的政治發言權，如今在全球化橫行無阻的當下，左翼若非傾壞頹靡，否則就是得淪於地下式的戰鬥。

楊儒門與李海的激進行為，其實正暗示著世界性左翼力量，得以再次蘊育的土壤與空間並未消散，這也許是他們對世人最大的警省與啟發吧！

明清兩代的學堂或私塾式教育，則是把「中國那一套傳進來」。此外，杜部長甚至推崇台灣的普及教育始於日據時期，並表示「那個時代學的國語是什麼，我們就是哪國人」。
A諸如矢內原忠雄等日本學者，尚且還批判日本政府限制台灣子弟的受教權。杜部長在台灣脫離殖民統治之後還不斷歌頌殖民母國，彷彿巴不得臣服於日本天皇的腳下。

或許杜部長有幸於日本殖民時期接受教育，然而日據時代的教育絕非「普及」教育。根據日本學者鶴見（Patricia E. Tsurumi）的研究，日本殖民政府盡可能地防止台人接受較高的教育，以防台人取得較優越的社會地位，而日治時期的教育內涵基本上是將台灣人，進行同化到日本社會秩序的底層。此外，統計資料也顯示在台灣的各級學校中，日籍以及台籍學生的比例懸殊，而台灣子弟除特權階級之外極難擠進高等教育的窄門。

二次大戰後，殖民地紛紛脫離殖民母國而獨立，於亞洲、非洲等地建立民族國家，然而台灣卻反其道而行，不斷頌揚與緬懷殖民政府的「德政」。執政黨不斷聲稱要建立一個屬於台灣人的台灣國，卻只見民進黨政府千方百計地歌頌荷蘭、日本，莫非台獨其實是侵略者的木馬，實際目的是讓台灣再次成為殖民地？

民鷁M杜部長曾在日據時期接受初等教育，但不可否認的，杜部長所接受的高等教育是拜國民黨之賜。日據時期所設置的學校寥寥可數，就連小學也只有166所，且其中日籍學生人數遠大於台籍學生人數，而接受初等教育的台灣人甚至不到2％。再者，日治時期對台灣人的教育政策，是做為殖民政策的輔助工具，因此不斷教育台灣人同化與馴化，也因此教育出諸如李登輝、杜正勝這樣的人。

事實上，台灣真正的普及教育始於國民黨，而高教的完備也是國民黨逐步推動教育政策的結果。杜部長盡享中華民國教育政策所帶來的好處，甚至能榮登教育部長高位，其所憑何來？但念茲在茲的卻是日本殖民政府，可說完全不懂飲水思源、數典忘祖到了極點。這種忘恩負義的行為，可以說是最壞的教育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