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生鬥陣電子報第二二八期─智邦公益電子報─台灣最大公益電子報發行中心

數位公共新藍圖

台灣近十年都自詡為科技經濟大國，資訊社會在台灣已顯然成型，科技成為生活的一部份，新科技帶來社會轉變，許多資訊政策不斷推出如：二○○四無線數位電視開播、ＭＯＤ全省推廣、固網開放執照、用戶迴路租用、北高寬頻城市起跑、兩兆雙星推動全島數位化、台華視公共化…等等。這樣的轉變如果要有積極意涵，必須是讓全人類能因此而獲益，所以要將其放在公共近用的脈絡當中，訴求文化公共生活。

在過程中可以見到，政策不斷促進廣電與電信市場自由化，開放不同的市場，卻忽略市場機制建立與外部性的影響，如固網市場開放，原本制定由國內三家民營業者開拓新市場，現今卻不限業者人數連申請門檻都大幅降低，對於國家整體電信基礎建設與普及服務的議題卻不關心，不僅沒有完成自由化的美意，同時也缺乏文化與民生經濟的政策關懷。

日前，中華電信工會宣佈將在十二月五日召開會員大會，當天並打算舉辦罷工投票，一旦投票通過，將是中華電信首度全面性罷工，不過工會承諾，將以不影響民眾生活為前提，可能採取局部癱瘓企業總部或政黨機關總部通信網路的方式來進行。他們罷工的理由不是為了退休及優退問題談不攏，而是希望可以停止民營私有化進程，重新省思公共服務的重要性。

在數位匯流的時代，科技與文化的界線已相互滲透，傳播學生鬥陣做為媒體改革團體，由於本組織的成員多為傳播系所學生，根據本身對於位置，針對國家數位匯流發展與公民傳播權的關係，提出社會關懷，希望將文化的定義擴大，包含科技與經濟活動，並在建議於制定科技政策時，除了經濟發展同時也注意公民參與權，在中華電罷工投票前乃敢提出『數位公共化新藍圖』，一時間還僅就議題之煢煢大者加以論述，然而綱舉目張，卻更期待各界能進行對話，提出更細緻可行的行動方案，從資訊社會下的傳播公民權為公共化運動注入新活力，以下提出幾點反思看法：

1.反對中華電信私有化。
2.支持中華電信工會罷工運動。
3.數位匯流的公共資訊服務想像。
4.公民科技傳播權的建立。

針對第一點，由於中華電信具有其歷史特殊意涵，加上其長期身為國營媒體，利用國家資源發展公司建設，但是在民營私有化進程中，卻成為財團併購的目標，而台灣目前正位於數位匯流發展的關鍵期，無線數位電視的未來發展，需要以公共服務的姿態，促使整體資訊環境更加完善，因此需要公共服務的機制進行全面性的基礎建設服務，另外，避免業者互相爭鳴，造成龐大沉沒成本的損失，也導致基礎建設失靈，基於公民服務與社會福利的關懷，本組織反對中華電信私有化。

第二點的內涵，則是承繼第一點的精神，反對中華電信私有化，並且支持中華電信工會秉持維護勞動權的宗旨與中華電信公司進行協商。身為現代公民，我們同時擁有多元的身分認同，處於現代社會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勞動，勞動是為了獲得更好的公民文化權，所以支持罷工為了創造更好的文化共同體。台灣社會囿限於歷史因素，長久以來，勞動權受到不合理的打壓，不但工會常遭污名，勞工運動也被貼上擾亂社會的標籤，以至於國家消極卸責，致使勞動者權益不保，而勞動意識之不彰，也使姑息與自我剝削間接成為自由市場迷思的幫凶。面對此般困境，支持中華電信罷工運動，除了具有重返社會連帶的意義，也具有促進社會對話的民主意涵。而在公民傳播權的脈絡下思考中華電信私有化政策，我們認為，在產業民主、工人自決外，中華電信工會若能更積極地思考自身與資訊－公民社會的關連，將有助於台灣社會分配正義之實現，縮減數位時代的知溝。

合併上述第三點與第四點，本組織反思過去媒體公共化運動，乃延伸自八○年代的公視建台運動及九○年代之黨政軍三退運動而來，時局遞嬗，公共性之合法性固然萬古常新，但面對數位匯流之趨勢，仍然未見對資訊社會之公民傳播權提出具體的藍圖。質此，當前推動的公共化運動，應該將過去公共化運動的主體廣電媒體，延伸到數位匯流發展，因此本組織認為應該提出公共化的新想像，也就是「數位匯流的公共資訊服務想像」，根據數位時代的關懷，本組織提出四點公共化運動的新方向：

（１）公共資訊服務：為了提升接近公共資訊與資源服務，本組織認為可藉由中華電信在全國的公共電話的節點，發展公共資源的服務，如結合政府資訊、公媒體內容服務（包括公共服務機構：圖書館、文化中心、博物館）、整合資訊等服務，擴大民眾使用的權利，同時也應該補充社教機制不足的功能，提供弱勢團體可以方便獲得資訊教育的機會，除去貧富不均帶來的數位落差經驗，並可結合ＶＯＩＰ達到更普遍的溝通能力。並且同時推進無線電視數位化之後，建立數位平台，除了原本使用的頻道，更可以結合電信的功能將剩餘頻譜，用在電信數位平台的整合上。

（２）公共版權：為了避免著作權的商業思考，導致許多公民無法接觸許多資訊，因此推動公共版權的概念，促使資訊不單單在上層平面的流通，而是上到下的立體流通，因此公共版權將具有合理使用與燒錄的權利。我們呼籲政府與公媒體（目前的公視及未來的公共廣電集團），能務實思考自身做為公共資訊節點軟體、硬體提供者的可能性，並且明確推動公共版權之立法，讓公民傳播權在豐沃的文化土壤上茁壯發芽。

（３）普及數位服務：過去有關數位服務大多會停留在消費者層面，也就是保障使用者權利，本組織認為這樣的思考脈絡，應該擴充包含過去普及服務關懷偏遠地區與基礎設備建立的精神，因此數位落差不再是被認為是科技發展自然的現象，而是可以被改進的現象。

（４）公民科技傳播權的建立：「發展的正確意義，在於自由的增進！」借用諾貝爾經濟學得主福利經濟學者Amartya Sen的名言，他針對目前自由市場發展提出的批判。但是單以福利經濟的角度觀點觀看，還是陷入功能主義的窠臼，除了普遍社會機會的給予，還要注重社會文化意義，積極的來說，政府應該改變過往政策思維模式，不再是單純以提供者或是旁觀者的角色，而是應該以文化參予者的角色，將社會、經濟與文化進行高度的結合，而不是分裂的狀態，因此公民都具有多元的參與社會的機會，既然科技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份，他不再是對立於日常生活的事物，那他本身就是一種文化過程，因此公民科技傳播權成為生活的基本保障。
　　
過往政府也發起許多政策企圖將台灣經營為綠色矽島，甚至想成為亞太營運中心，也推出兩兆雙星與北高寬頻城市等政策，但是多半是以政策提供者的角色，忽略公民參與文化的普遍權力，因此在科技發展同時卻忽略公民科技傳播權的建立，但是在資訊高度發展的全球化過程中，過往的資本主義思考邏輯，已經面臨挑戰，過往在新自由主義風潮下，國家退位的習慣，「去管制」常未搭配「再管制」的思考，這是現實。而改變此一現實的作法中，眼下恰巧是中華電信工會罷工的契機，而我們在此一時間點，面對數位匯流所帶來科技形式的轉變，解放的契機也許因參與而發生，以資訊社會下的公民傳播權論證起，提供社會力量與工會連結對話的可能性，在反思既有公共化運動軟硬體接續的各項可能之際，也將訴求方向置放在文化，而其核心價值是多元公共文化，藉由公民角色的多元參與，更能豐富其核心價值，而不只是單純的商業思考，雖然台灣的福利政策只有ＧＤＰ的百分之五，提供此藍圖作為本組織運動的目標，希望促進數位時代你我的社會環境。

1.回應上期傳學鬥電子報林慧琪的「林志玲的木馬屠城記」」〈以下簡稱「林文」〉
  女超人〈世新大學廣電系〉

林文提到時下的名模炫風猶如木馬屠城記掃蕩整個新聞電子媒體，倘若從整個經濟結構面來看的確是如此，不過，仔細想想這些鎂光燈下的名模似乎儼然成為商業邏輯之下的犧牲品。

林志玲紅遍大街小巷，一開始憑藉的是什麼？起因是與廣達電腦的林百里傳出誹聞，而後又以3百萬元的身價成了港台富商邀約吃飯行情最高的名媛，於是媒體開始競相報導，這也讓林志玲的身價水漲船高，不過，人紅話題多，也引來綜藝大哥徐乃麟的批評。從林志玲走紅的過程看來，媒體佔了很重要的角色，可說是成也媒體敗也媒體，媒體與商業結構的共生關係造就林志玲炫風，這股炫風不知還能持續多久，不過，至少我們可以知道的是，這套熟悉的商業邏輯運作方式是不會改變的，下一位「幸運兒」會是誰？我們不得而知。

林文提到，這股名模炫風，帶起一般大眾的仿效心態，希臘神話中的維納斯女神才是理想的女體形象，根據Myra MacDonald在「再現女性」一書中提出以男性為中心的媒體在本世紀所塑造的四個主要關係女性意象的迷思，分別是「女性是神祕不可測而善變的」、「女性都是有母愛天性的」、「女性擁有亦享有自主的性慾」、「理想女體的神話」。也許有人怪罪這股名模炫風會讓所有女性爭相仿效，扭曲女性再現的形象，可是從整個商業邏輯運作的體制下看來，傳播媒體符合男性窺視的慣性思維，這些名模儼然被物化成為商品，在男性消費商品的同時，也消費了女性，並且正當化男性窺視女性的行為，並進而把罪惡加諸於名模身上，名模旋風的理想女體形象似乎成為原罪，殊不知這些名模也只是資本主義追求利潤下的犧牲品。

媒體再現女性形象，應極欲打破迷思，並且避免標籤化。畢竟女性形象的多元，並非簡單區分即可。

2.台灣選舉的政策論辯失靈
  胡亂來(世新大學廣電系電影組)

選舉將近，政治人物都會拋出政治議題來引起討論。像是不久前柔性政變的餘波未盡，又看到報紙頭條，阿扁總統要求國民黨更改黨徽。這種操弄政治議題來引起選民的注意，甚至立場鮮明的雙方在媒體上引發口水戰，在台灣已經司空見慣。讓人那悶的是，究竟台灣的政治人物，何時才能提出比較有建設性的議題？使這些台灣存在已久的社會問題，受到民眾關注來進行討論，並監督政府施政。如果一直站在意識型態的立場上做攻擊，對台灣的社會究竟有何實質幫助呢？

台灣的社會問題有很多，絕對不只有兩岸問題。可是在政治人物有意的操弄下，其他的問題都被隱藏起來了。以我最心痛、最切身的失業問題來說，我爸已經失業七年了，也就是已經七年沒有收入，到現在仍然處在失業中的狀態，家中生計都靠我媽月領不到一萬塊的薪水來支撐。就我打“臨時工”的經驗來看，有不少中年人士來跟我“搶飯碗”，所以我相信我家的情形絕對不只是個案。用社會學的想像力來看待失業，我爸是四年級生卻有大專學歷，這並非是個人能力的問題，而是社會上的結構性問題。可是選舉期間，政治人物何時真正關注到此問題了？何時有具體的政策來解決中年人的失業危機？全民開講何時有對這樣的問題作出討論？

除了失業問題外，由於台灣社會已經有人口高齡化的趨勢，老人福利與政策的做法上，何時讓人民聽到相關的政見了？因風險社會所帶來的現代性反身性問題，何時提出讓民眾注意了？台灣電影已經跌到了谷底，面對WTO的衝擊，如何促進台灣電影的振興，已經是刻不容緩的問題。以上這些，在選舉期間，何時被提出來討論過？除了愛台灣跟不愛台灣、統與獨之外，選舉期間究竟聽到了什麼樣不同的、對人民有實質幫助的聲音呢？

新聞媒體都會做候選人支持度的民調，可是因為統計誤差跟信心水準的問題，民調排名的先後順序是值得懷疑的。只領先1.5%的候選人在抽樣誤差為+-3%的民調中，根本是無意義的。建議媒體可以把人力物力放在調查民眾上頭，訪問民眾目前最想改善什麼樣的問題？最希望候選人幫助社會做什麼？報導這樣的調查結果讓候選人知曉，迫使他們對問題著手改進，才是真正有益社會大眾的。若僅是做賽馬式的排名報導，除了告訴我們有哪位候選人參選外，對我們的社會究竟有什麼幫助呢？

3.老狗變不出新意的２１００全民開講
  馬克杯（輔仁大學大眾傳播所）

前日無意轉台到久違的２１００全民開講，映如眼簾的是讓人吃驚的眾生喧嘩，這種喧嘩否決了學者巴赫金所提及的論述多元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二元對立的各自叫囂與謾罵。疾走緩頰在與會來賓與支持民眾之間的是著名的主持人李濤，而在這當中，筆者看到的是粗製濫造的媒體生態以及其孕育出的形象政治，一個平等多元的公共論述空間卻靜悄悄地被扼殺了。

政論節目能在台灣橫行無阻地上山下海，不僅僅是其製作成本相對於公視等優質節目的低廉，更重要的原因是，那些眷戀在鏡頭前的政治人物們成就的，兩相詨詰下，政論節目成了選戰延續及政客表演的最佳場所。那些需要從節目中獲取資訊的選民，反而受到政論節目有意的製作方式扭曲了對政治的價值觀，筆者實在很難茍同有人指責台灣民眾的泛政治化，這樣不僅僅是模糊了焦點，也失去了應有的批判檢視能力。

大眾媒介的力量是無所不在地滲透閱聽眾的生活認知中，試想，那些先天條件不佳的觀眾，例如上了年紀的老年人或低收入戶，無法在報紙或專業報章雜誌中獲取知識，唯一能以賴的便是電視。從早到晚不斷的直播又重播，充斥在各大新聞台中的政治煙硝味又怎能不沾染了閱聽眾的認知呢？由此可知，閱聽眾的認知與口味絕不是引領著電視台的節目走向，而是電視台形塑了閱聽眾腦中的那塊圖像。看似開放對話的ｃａｌｌ－ｉｎ節目或者攝影棚外出的野台戲，好像在傳達「與民逗陣」的假煙霧，實際上卻是利用議題來帶動民眾的特定參與感，在隱晦曖昧中的又逼迫民眾限時發言，積極並平等討論議題的時間一旦被扼殺，換來的只是對政治人物的形象或人格特質謾罵，使得與會人與觀眾在無形中忽略討論核心議題。

這些惡例在前日的２１００全民開講中好似被扒露地攤在觀眾的眼中，看似中立的主持人，不斷地積極兩面緩頰，要支持民眾冷靜和平，但在筆者的眼裡，看到的好像是說：「不要吵，馬上換你說，劇本是先讓他先說的」，輪流發言的制度好像是公平，但仔細一看，輪流發言只是互批對方的不是與低下。每當政治人物言語激亢地疾聲呼喚，現場的支持民眾就是搖旗吶喊的附和支持，這一來一往的只會對彼此的對立加油添醋。

已故的法國社會學家 Puerre Boudieu曾在其著作「以火攻火」中提到：「無論如何都必須要讓社會科學所確立的價值觀進入公共討論的領域，提醒成為媒體寵兒的二流評論家要謹言慎行，不要信口胡謅；同時，藉此將長期禁錮在知識之邦內的批判力量釋放出來」。相對於社會科學所確立的價值，便是那些自戀的政治人物及大眾媒介組織的價值，要如何遏止這種媒體生態的歪風呢？相信這是媒體公共化的重責大任，但千萬不要忘記及忽略了我們閱聽眾的力量，筆者相信社會中一直存在著一股反主流的力量，至少此篇文章就是對這現況的小小回應：不要把我們閱聽眾當傻子耍。

4.媒體與選舉
  賴俔劭(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媒介形成閱聽人對公共事務認知及外在世界經驗瞭解的重要性，亦即媒介替人們建構社會環境；媒體在議題設定過程中，加強報導的題材與事件會導致?聽人對其之重視程度。因此，成功的選舉宣傳就必須透過媒體框架以提升民意，再者，媒體本身受商業利益的操作，與既得利益結合，在這個相互需求的引導下，媒體與選舉的關係自然密不可分。

再者，候選人可透過媒介作為個人的形象設定，亦即候選人為了讓閱聽人在個人的腦海中建立他們所期許的基模，會選擇透過媒體的建構過程，傳達對自己強有力又正面的宣傳策略，讓閱聽人在潛移默化的過程，完成對候選人的形象設定。

閱聽人在處理或吸收新資訊時，一定要參考及核對由媒介訊息所建構的心像，即閱聽人經由媒介構成的訊息體系中，製造出一個全面性的意識型態，閱聽人受到媒介宣傳的影響形成主流效果，達到候選人所期許的民意，因此，媒體被候選人視為社會控制的利器，懂得操控媒體，就等於成功主導閱聽人的選擇權。

筆者認為，媒體與選舉宣傳的合作效果，並非具有強大的威力，因為台灣擁有特別且穩固的選舉結構，多數選民的行為是一種投射情形，並非如西德選舉情況，再加上，各政黨會自行配票以及種種特殊選舉策略，諸如棄保、落水狗效應等奇異選舉景象，換言之，台灣的選舉，受到社會結構與選舉制度的影響下，媒介在強化效果上要比改變選民的態度與行為來的簡單多了。

因此，候選人大可不必為了政策宣傳，絞盡腦汁企圖改變選民的行為，媒體亦不需強力推銷支持政黨，前者的身分為國家公僕，後者為環境守望者，兩者存在的意義都是為國家利益與公共福祉服務。筆者以為，莫將個人私利凌駕於社會責任之上，唯有堅守崗位才是真理的具體表現。

5.從「何如芸事件」看狗仔文化的魔笛效應
  林慧琪(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

「如果有一天，你的丈夫出軌，一夜劈腿兩女，你還會不會原諒他呀？」朋友在電話中問起。

「哇！哪時候你也變得這麼八卦，看起何如芸的新聞囉？」我好奇地問。
「拜託，一開電視鈕，新聞大概有二十分鐘都在炒他的記者會吧，能不看到嗎？」朋友沒好氣地，表達他的無奈…

台灣壹週刊於11月18日出刊的第182期內容中，刊出了藝人何如芸丈夫王敏錡在一天內與兩名女子幽會之新聞，從此之後，新聞時段就多了許多「後續追蹤報導」，告知大眾這對夫妻將如何處理他們的婚姻問題。數日前，更見何如芸返國後在中正機場哭倒丈夫懷中大呼救命的灑狗血鏡頭，但見記者無情地說：「要不是你老公偷腥，我們也不會在這裡…」。

整個事件起於壹週刊的跟蹤偷拍，並將其揭露。狗仔們高揭「大眾有知的權利」的旗幟，大張旗鼓，並進駐台灣的媒體文化。自2001年開始迄今，也出刊了183期。從當時起，大眾媒體有默契地採用狗仔跟蹤到的八卦小道消息，成為新聞內容。舉凡政治人物、演藝人員、運動員等，所破壞的名人形象，不知凡幾。而大眾媒體竟也隨之翩翩起舞，像童話吹笛人故事裡的孩子們一般，隨著狗仔們的魔笛，跟著被吹出了城外，也吹走了新聞從業人員的道德意識。挖掘名人瘡疤，成為報導目標之一、狗仔偷拍與看圖說故事的內容，變成新的文本，其他媒體接著闡述詮釋這種二手文本，一股腦地送到閱聽人的眼前。

猶記得暑假筆者在報社影劇組實習時，曾與一位攝影大哥閒聊，他表示已不想再追著某位藝人跑了，看得很膩，卻每天都還是得報導關於她的新聞。他無奈地說：「沒辦法，上頭的人愛看她。」但，媒體從業人員們，是否曾真正問過：「閱聽人們要什麼？想看什麼樣的新聞？」

當新聞報導不斷重複這些八卦花邊時，美其名地往往是想將這些消息轉給觀眾，讓大家知道，這世界上原來也發生著這些事情，滿足閱聽人監視環境的需求。不過，在此前提下，新聞從業人員是否曾真心關懷過，閱聽人想要的是什麼？在守門員過濾訊息時，是否偏執地以為，這就是大家所關心的話題？還是無法自抑地跟隨狗仔文化的笛音，被吹笛人的魔音所擺佈，成為傀儡卻不自知？

我看到的是，一個可憐無助的女子，為了自己丈夫做的錯事，不斷哭著求大家放過她，別再追問，卻還得被不斷逼近的鏡頭壓得喘不過氣，令人不忍卒睹。當媒體打著閱聽人的名號，實質上卻掙脫不了背後的狗仔文化和守門員擺佈，不曾真正深入了解大眾需求時，我們還可以期望看到有質素、又真正滿足閱聽人知的需求的新聞嗎？

「喀！」，將電視關掉，回到現實…我不願再做一個隨著狗仔偷拍文化起舞的閱聽人。

6.大富翁的生存遊戲
  山田翼（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學生）

在日片生存遊戲中，一群感情良好的高中生被丟入荒島，然後被要求要自相殘殺，一直到殺出血路，成為唯一的倖存者。這種刻意造成參賽者心理矛盾的遊戲手法，在現在的綜藝節目中則是每天都在上演。

超級大富翁百萬獎金的玩法愈來愈多新花招，譬如小學生自然科學問答，曾有一集筆者看到的情況是這樣，小女孩一路過關斬將，將問題回答到第七題，終於不會，小女生立刻使用「求救—call out」打給他令人信任的老師，很遺憾老師答錯了此題，主持人明知老師老師錯了，還故意要小女孩自己猜猜看答案，好巧不巧，小女孩卻猜中了答案，電話那頭的老師則是尷尬得說不出話來。

五人接力的遊戲更是刺激，製作單位很用心的故意將每個人的專長分給其他四人回答。（譬如說：一家五口中有旅遊業、傳播業、家管等…則旅遊資訊題給家管回答，家庭雜物問題給傳播人回答。）可想而知，知道答案的人，會多麼扼挽或生氣同組的家人們竟答不出來，主持人事後意有所指的故意將未公佈答案的的問題詢問那位學有專精的人回答，好讓答錯的人知道，不是這題太難，而是你太笨了！讓答錯的人窘得不得了。

諸如此類的遊戲手法，創造出這節目的穩定收視率。增加知識？我想這節目重點不是知識，要不然去參加一次或可明白，殘酷的生存遊戲，才是百萬大富翁的最大賣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