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政府與主流媒體驚慌的白米炸彈案，竟以當事人自動投案結束。在911後，這種爆炸案必然招致統治集團的擔憂，特別是台灣當局公然支持美國的立場，使人們擔心台灣可能會受到「基地」組織的報復，甚至美國政府也曾警告台灣政府。在這個陰影下，白米炸彈案如果偵破不了，總會予人以無限猜想的空間。楊儒門的自動投案，讓台灣統治集團著實鬆了一口氣。

其實，政府大可不必如此驚慌，因為十幾起的炸彈案都沒有造成人員的重大傷亡，很顯然地，這種做案方式與「基地」組織截然不同。楊儒門畢竟是十分善良，他的炸彈案只是用來警告與抗議，他對台灣統治集團的不滿，還遠遠不到「基地」組織及其支持者對美國帝國主義不滿的程度。

但楊儒門的「善意」並未得到政府的回報；媒體大幅報導警方如何套出楊儒門的口供、楊儒門在做案期間如何擔心被人出賣等等，卻對楊儒門為何做案輕輕帶過。老師與鄰居口中善良而充滿愛心的楊儒門，為什麼會選擇這種高風險的抗議方式？所有這類實質問題，我們的主流媒體與政客們顯然都沒啥興趣。楊儒門說，他做案的原因，是因為申訴得不到政府與媒體的回應，為引起社會對他申訴議題的重視，才選擇以白米炸彈做案；這手法在過去誠然起了些作用，不過，根據他投案後統治集團的回應，恐怕其目的就不容易達到了。

楊儒門的訴求是，抗議台灣農產品價格偏低，尤以稻米最為嚴重；且在台灣加入WTO後，原來已經偏低的價格又大幅滑落；農民生活困苦，但台灣政府根本沒有解決的有效政策與誠意，聽任弱勢農民自生自滅。楊儒門的擔憂應當是為政者的責任，可是，我們的統治者只關心選舉，只關心與在野勢力的鬥爭，他們心中沒有農民，只有選民；精準的說，是只有選票。在現存選舉制下，農民不可能以參選來挑戰兩大政治勢力，農民的選票更容易以一些選舉空頭支票應付。楊儒門體會到，選舉或其他正常管道只是有權有勢者的專利，弱勢者只有採取非常手段才能引起社會的重視。

楊儒門的案子也讓我們理解到，所謂「恐怖主義」原來是弱勢者無可奈何的手段。我們不同意恐怖主義的手段，因為它會傷及無辜；但是，它的動機卻是正義的。我們不宜以手段的「恐怖」而全盤忽略了其動機的正義。楊儒門的案例，告訴人們「恐怖主義」鮮為人知的面向。

「官逼民反」的劇本，從古到今從不缺舞台。無論是戒嚴時代國民黨下的「黨外」、受史達林主義影響的前蘇聯東歐國家的人民起義，還是當前尼泊爾毛派人民軍、墨西哥查巴達解放陣線，咸可謂「有壓迫必有反抗」。

反抗的激烈程度，往往與意見疏通管道是否暢通有關。法國極右翼「民族陣線」領袖勒彭（Le Pan）之所以能夠擊退社會黨候選人喬斯潘，躋身能左右2002年總統決選名單之內，所聚集的法西斯民氣恰與法國單一選區制的兩輪投票規則密切相關，在排斥小黨參與的選舉制度下，部分或極端的民意勢必採取無法為民主制度吸納的表現形式發射出來，成為既得利益者口誅筆伐的「社會亂源」。

「白米炸彈客」嫌犯楊儒門未嘗不是如此？見台灣米價被進口稻米壓得不敷成本，老農生活無著，意見被藍、綠兩塊政治既得利益集團操弄，勞力者生活卻每下愈況，難保未來不會出現「柳橙炸彈客」、「蒜頭炸彈客」。難道，非要等台灣出了一個為控訴體制不公在街頭自焚的「全泰壹」，台灣社會才能從建／保國迷夢中再次甦醒，重新以民眾福祉為優先？

立院2007年選舉改採席次減半的單一選區制，基層民意以及持異見者出線的機會更被擠壓，究竟是誰在逼誰上梁山？

從統治者的觀點出發，台灣歷史中並不乏像楊儒門一樣的「恐怖主義」者，有些甚至有過之而不及：荷蘭殖民時期密謀起事的郭懷一、日帝據台時期揭竿起義的魯凱族頭目莫那魯道、國府統治時期郵寄炸彈包裹，炸斷省政府主席謝東閔左手的王幸男、在美謀刺小蔣的鄭自才，哪一個不是被當局視之如仇寇、欲除之而後快的「恐怖主義者」？

採取恐怖手段之目的，大抵是所持之意見處於被打壓，或是無管道可供抒發的無力狀態，其行動本身就是一種宣示，目的在喚起民眾、當局對問題的重視，主張刺殺阿扁的賴注醒，所持者無非是革命民權的思想理念，卻被民主進步的當局整肅，一個連基本言論自由都在打壓的統治集團，還有啥資格高談「人權立國」？

白米炸彈客楊儒門事件所暴露的又是另一層執政困境。面對全球化下的國際競爭，藍、綠政府前後只會一股腦的對外資放權讓利，在金融問題上，總統經濟顧問小組主張開放百分百外資入主台灣公股銀行；在經濟問題的討論上，每每與美林、高盛、麥肯錫等跨國金融集團、顧問業者諮商就教；為了加入GATT以及後來的WTO，對外國農業開放更是如水銀瀉地般地不設限。

楊儒門彰化二林家鄉的老農們，猶視楊某是為農民出口氣的「現代廖添丁」，顯見民怨沸騰，焉有不反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