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昨家扶基金會提出「台灣社會貧窮循環現況探討」調查報告，其中指出，台灣平均每5個貧窮家庭中，就有一個陷入世代交替的惡性循環：亦即陷入所謂的「貧窮循環」；因此，依據低收入戶的總數資料統計，推估有15,003個家庭至少已兩代無法脫貧。

然而，稍微瞭解低收入戶認定作業的人們都可知道，這個數字絕對是被低估的，因為社會救助金的支出是由地方政府編列預算支應，在財政已然捉襟見肘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對於低收入戶認定門檻十分嚴苛，甚至時有刁難；再加上我們的「社會救助法」亦具有「懲罰貧窮」的意味（例如對於有工作能力者即使無業，也要以基本工資來設算其收入），因此，台灣的低收入戶總數實際上還要高於此數甚多，而陷入貧窮循環惡夢中的家戶數當然也就更高。

對於如此嚴重的貧窮現象與問題，該如何因應與解決？其中，「教育」在台灣經常被當作一種萬靈丹使用，任何的問題通常最後都會想像著透過教育來解決；因此，我們當然會看到，有學者指出，脫貧的最佳途徑，就是透過教育來累積個人的競爭能力，而使得貧窮家戶的子女能因此脫離貧窮的行列。這種看法是非常典型自由主義現代化論者的論調，這種論調背後所隱藏的，一方面是個人主義的意識型態，另一方面則是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殘酷本質脫罪。

事實上，貧窮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發展所必然出現的產物，其一，強調競爭倫理的資本主義社會，若不加以計畫性的遏制，必然會產生財富分配兩極化的結果；其二，越是強調財富與消費，就越會因為消費財貨的無法滿足與相互對照，而產生被剝奪的貧窮感；其三，貧窮作為一種威脅，其存在有助於維繫一大群甘願被剝削的產業預備軍，而有效降低工資水平，維繫住資本的利潤。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倡言所謂的脫貧，其實就像是要求毒藥不要具備毒性一般的異想天開。

透過教育來進行脫貧，是幻想透過個人的努力來達成階級流動。但問題是，貧窮乃是一種結構性的產物，除非這個作為源頭的結構被徹底打破，否則個人的努力便有著先天的極大侷限，即使有少數個案成功翻身，那也只不過是「換人倒楣」而已，結構仍森然聳立。同時，我們必須指出的是，教育本身也是社會的結果而非原因，在這樣的社會底下，教育本身即具有商品的性質，這使得貧窮家戶的子女所能接近的教育資源極為有限，根本無法產生出「累積個人能力資產」的效果。

隨著這10年來教育加速商品化，我們就更無法期望教育能產生任何的脫貧作用；甚至，我們還可以預期，若在10年後進行同樣的調查，貧窮循環的現象絕對會比今日來得更為令人驚駭。

面對東協與中國進而與日韓即將形成的自由貿易區，不論此岸或是彼岸，羨妒或是歡呼，這種種議論皆以國家為單位，卻全然忽略了一個基本常識，即跨國公司，尤其是歐美日的跨國公司在經濟中的作用。

要知道，當代的國際貿易很大程度上是歐美日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歐美日的跨國公司更掌握了一國的經濟命脈。這些外資在中國1999年的總工業生產中佔有21％，2001年的出口總額中佔有51％，在2000年的高科技產品出口中更佔了81％；今天的中國，從電信、製藥到汽車等一系列高技術產業，幾乎全是外資天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進一步對東協開放，不過是在為這些外資服務，讓它們取得更廉價的原料與更廣大的市場。

東協方面的情況一樣糟。以菲律賓為例，至今出口主力仍是初級原材料；即便帳面上對中國出口不少電子產品，但實際上卻從外國進口更多電子零配件，再以這些零配件簡單組裝之後出口或內銷。而且，這整個過程的主控者仍是跨國公司。

明乎此，當知中國與東協的自由貿易區，不論如何吹噓，都是這些跨國資本的棋局；其中的國家政府，不過是跨國資本的代理人。

29日中共與東協簽訂自由貿易區協定，將在2010年形成一個有20億人口的全球最大自由貿易區。面對一步一步發展至此的局勢，外交部批評這是將台灣不公正地邊緣化；經建會則出面信心喊話，強調台灣經貿實力強大，不會被邊緣化；國安會秘書長則神秘地說，政府有一些正在檯面下推行的腹案，好好做就會有效果……總之，上上下下竟拿不出半點具體辦法。

誰都知道，關鍵就是台灣必須要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但是民進黨政府卻不斷硬拗，除了提出不斷碰壁也無實益的台美、台日FTA之外，始終看不出有任何對策，只能在每次不利消息傳來時便加強信心喊話，並且求助於中國威脅論，繼續煽動兩岸的對立。去問任何一個企業家都知道，這種反應是完全無用的，是空耗、口水，坐看龐大的市場逐漸遠去。但是這種做法卻有助於綠營的選情，有助於鞏固民進黨的基本教義，並且可以把任何提出改革方案的對手打成中共同路人。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占世界5分之1人口，經濟規模在世界前列的超級大國，也是一個全世界企業都急欲攻佔的超大市場。以台灣經濟的現況，還能讓民進黨政府「鐵齒」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