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縣某男性議員在議壇上、眾目睽睽下憤怒地公然推倒女性國中校長，引起了社會各界的評論與譴責。該議員之所以如此「憤怒」，與利用議員身分關說校長不果有關；這個因素進一步帶來社會各界對民意代表干預地方教育的討論。人們發現，教改後，教育鬆綁，許多原屬中央教育部管轄的事務，或改屬學校裁決，或下放地方政府規範。於是，地方政府──特別是地方民意代表──的權力便無形中膨脹起來。民意代表利用質詢、審核預算等方式，對學校的人事聘任、教科書與參考書、筆記本等的採購，工程建設的招標等方面多方介入。學校方面如果敢於抗拒，將冒著各種不利的嚴重後果，包括學校預算的刪減與校長本人的調任。教改鬆綁的目標：教育權力下放以便各校可以較高程度自主地實施學校的教育理念，以及生動活潑的教學方式，便完全走樣。對教育基層工作者而言，教改不僅沒有達到鬆綁的目標，反而增加了更多的束縛：從過去服從一個老闆，變成需要服侍許多老闆。

許多人以此批評教改。我們同意在這個問題上，教改有其不周延之處，但是我們認為，更需要檢討的地方，在於民意代表的濫權。在「尊重民意」的民主政治大帽子下，台灣的民意代表幾乎無所不管，造成三權分立中立法權的一枝獨秀。原則上，立法者被賦予監督行政機構的權力，這就很容易造成立法權凌駕於其他兩權的結果；這種顧慮以議員不得支配行政資源為條件來平衡之。但是，在具體實踐上，立法者總是可以利用特權巧妙地獲取各種利益，包括支配行政資源在內。可見，三權分立的基礎是很容易被打破的。

解決之道，在於對立法者的權力要有更明確的規範與限制。有些國家明白規定議員不得過問教育的任何內容，甚至沒有審核教育預算的權力。教育預算立法規定其佔稅收的百分比之後，每年的預算與決算即交由一個獨立選舉，或遴選出來的委員會來審核與監督，民意代表不得干預。

鑑於一般選舉出來的民意代表都有可能濫權，我們認為類似這種的規範是必要的。甚至其範圍可以擴大到社會福利、媒體事業等方面。易言之，民意代表的權力應該有所限制，凡是涉及基本社會權的地方，不宜完全聽任民意代表的予取予求。

「10＋1」甚囂塵上，而日本、南韓也忙著搶搭列車，使得太平洋西濱13國隱然形成東亞共同體，也使得台灣參加的唯二國際經貿組織──APEC與WTO，都為之相形見絀，更使得原本位在東北亞與東南亞海空交通中心的台灣島自地圖抹去不見。

如何突圍？或說怎麼和眾不孤？理應列為台灣頭等的軍國大事，無知政客陷在如醉如癡的競選中，間或有人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藍營的馬英九和當權的胡勝正異口同聲道，努力促成台灣在內的10＋4，堪稱是此間政治人的最高水平，但在識者聽來，未免是黃口小兒的牙牙學語，蓋國際上確有10＋3，而再加一個之說，那一個是指印度。馬、胡套用流言，卻再一次自暴台北看天下的愚妄，不知東協正與印度交好也就罷了，居然還不知東協的主席聲明剛剛表白一中原則，在這麼一種以主權國家為單位進行大整合的行陣中，哪有台灣的份？即使正名、制憲，恰恰忤逆時勢，更離眾國一萬重。

台灣的生存空間正在急速縮小中，可悲的是，治國者與準備治國者的眼量更小，一任妄想症恣肆發作，像明（8）日國貿局主辦一場「環黑海經濟圈開發事略研討會」，連本該守成、持重的官僚系統也魂飛魄散不理現實，想入非非了。

針對「東協加一」確定在2010年大功告成，並且引發南韓、日本以及印度跟進入夥的氣氛，經建會主委胡勝正於大前（4）天首度一改官方故作淡化的表示，坦承這對我國是一項重大挑戰，同時也更正一年來政府對「CEPA」（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惡評，認為這是不涉國家主權的模式，稱為贏的策略，適宜各國與我洽簽。

胡氏的談話令人噓唏不已，猶憶去年中國大陸分別與香港、澳門簽署CEPA時，這裡的恐華症陡地上昇，直稱這是中共謀我之統戰伎倆，不能審視北京當局捨協定（Agreement）而用安排（Arrangement），不啻表明安排一詞乃去政治化的意涵，就只有在本文起首強調一國兩制，這對亟欲與列國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而屢屢未遂的台灣，無異是中共假我以方便名詞，奈何逢中必反，不能攫住此一好詞而迅赴事功，徒讓國格、國名問題梗在與紐西蘭、新加坡的談判桌上。

如今，扁政府驚懼於我將兌現為亞細亞孤兒的魔咒，方才唱和對岸，然這一年來，阿扁耍弄台獨成性，繃緊各國的神經，在政治上連美國都離異了，現在，經濟也遭到邊緣化，就算不計國格與人為善，祭出CEPA，只怕紐、星都不復有一年前的意願，政治孤立導致經濟孤立，台灣已成為汪洋一扁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