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共圍堵的冷戰架構下，為遏止盟國向社會主義國家出口高科技和戰略物資，美國在1949年11月組建「出口控制統籌委員會」，又稱「巴黎統籌委員會」（簡稱「巴統」）；到了1950年7月，其範圍擴及中國。

「巴統」實施反共禁運的主要手段，是擬定禁運清單，由所屬各國執行。清單涉及品項包括軍武、尖端技術和稀有物資。這種反共禁運，做為扼殺各人民民主國家建造新民主發展路線的手段，本身就是反人類、反發展、反民主。而且，同時又是偽善的。

根據「巴統」的規定，成員國準備向受限制國家出口受控貨物和技術時，只要向「巴統」提出申請，並在「巴統」所有成員國政府一致同意後，出口國政府便能簽發出口許可證。換句話說，把持「巴統」的幾個帝國主義國家，依舊可以對其軍工壟斷資本大開方便之門，錢照賺，禁令照行。

1972年，尼克森訪華後，禁令一度解除，但1989年6月，由於天安門事件爆發，禁令再度啟動；當下歐盟的對華軍售禁令，便是在「巴統」架構下，加上天安門事件影響而形成。所以，歐盟禁令首先是冷戰下反共圍堵政策的衍生物，同時，也是以「人權」為名的反華制裁。


就人權而論，無可否認，因中國早已蛻變為一個半殖民地落後資本主義國家，因此工農階級的人權狀況急遽惡化。但這顯然並非濫觴於1989年的天安門，而是伊始自1978年鄧小平集團的成功政變。是以歐盟拖到天安門事件後，方以人權為名制裁中國，若非無知，就是偽善。尤其，各帝國主義軍工集團為其資本擴張需要，往往無視禁令，依舊以各式名目向中國輸出武器。相對其人權制裁的矯情，這當然又是一種偽善。再說，全世界工農階級人權狀況與中國相近，甚至更差的資本主義國家不知凡幾，相關制裁何以「獨厚」於中國，可想而知。

然而，這不表示我們該無條件支持歐盟解除對華軍售。首先，站在國際普羅和中國工農的立場，中國已是資產階級專政國家，解除對中國的軍武禁令，無異於強化對工農階級的鎮壓。其次，站在反軍購、反戰運動的立場，應當追求的是取消帝國主義軍工產業結構、取消軍售，而非擁護。倘非如此，而以「擁華反美」之名，支持解除其軍售禁令，則又當是另一種偽善。

日前監察院對行政院國安基金操作弊病重重提出糾正案，調查指出實際操盤者不具實務經驗，動輒操作上百億基金造成鉅額虧損的後果，根本形同拿納稅人錢開天下的玩笑。

與此同時，在太平洋的另一端則傳出，工會幹部出身的加州公務員退休基金（Calpers）現任總裁Sean Harrigan面臨遭董事會撤換的危機。消息傳出後，吸引西方傳媒高度的關注，原因不光是在於該基金規模影響大，在全美數一數二，更重要的是在Harrigan主持下該基金操作走向結合「股東行動主義」與「社會投資」乙途。換言之，Calpers何去何從，除推動打破企業決策的黑箱寡頭以推動「企業治理」為依憑外，也結合投資對象不得有違反環保和勞安等要求，並把撤出資金做為行動籌碼。是故傳媒將Harrigan的下台，報導成標誌著美國後安隆時代股東權益主義的結束，以及資本主義欺騙新時代的開始，而網路上也發起了起聲援Harrigan的行動。

兩相對照下，台灣的國安基金何去何從？狂虧32億，監院將主因直指股市操作手的「不專業」使然。但「專業」操作能帶來績效與否，又該以何種視角去評估績效的意函？在勞退新制登場形成另筆龐大資金的前夕，問題就在眼前。

（文字工作者）

「國安基金踩地雷狂虧32億」，斗大標題傳遞著監院對國安基金操作不當的糾正訊息，然而承受此不當後果者，卻是你我之流的升斗小民。32億，匯集著多少人的血汗，何其龐大！

監院直指基金管理委員會7位業務操盤手均無專業背景，由秘書兼差不說，甚至傳出勾結市場內線交易等不法情事，其弊端實已罄竹難書。面對此情此景，筆者於此得嚴正指出，在既有官僚系統內有限的工作人力下，承擔進出上百億的資金，在先天上即早埋有缺陷伏筆。如何進一步透過市場競爭機制，開放擴大委外經營操作的範圍，多方面引進民間專業精英，才是當務之急，以避免掘出一個接一個難以填補的窟窿。

再者，打從國安基金做為政策護盤工具伊始，即脫離不了虧損連連的陰影。試問，做為救火隊，豈有低風險之理？在這樣的背景下，進場是降低自身來拉抬整體表現，因此除了基金管理專業能力不足外，整個政治化環境的操作，將納稅人的錢就這樣搬來挪去以工具性使用，做為補洞的填充物，豈有欣欣向榮之景可期？是故，正本清源之道，老話一句，塵歸塵，土歸土，就讓經濟歸經濟吧！

（政治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