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儒學東傳歷史的人們，經常納悶明朝覆亡後，朱舜水東渡扶桑，傳儒家之學。數百年後，明治維新表面雖是「脫亞入歐」的科學文明、船堅砲利，核心思想實卻是即知即行的陽明學。奈何卻崇其學，而醜詆其人為「支那賤種」，以此伐父母之國，直如封神演義中哪吒的剜腸剔骨？

日本學者茂木敏夫稱此過程為「脫離中國的中國化」，德川幕府中的儒家學者林春齋藉著滿清入關，以夷狄統治中國的這個歷史關鍵，提出「華夷變態」的說法，認為中國已轉為夷狄，而日本爭取做為「中華」的契機已然來到。在越南、韓國即是以朝貢、奉正朔的邊陲國，斷絕文化臍帶，廢漢字，割捨傳承自中國的漢文化，蔑視自己的過去；另方面卻要自立小朝廷，自頒正朔、自創文字，一樣地呼籲「尊王攘夷」，要成為中心。

在18世紀初，日本學者西川如見明白主張，東亞應由中國為核心的同心圓態勢，改為中國、日本雙焦點的橢圓；日本對中國的畏懼，乃至提出「中國威脅論」，其實就是因為面對中國時，必然要照見自己的歷史根源，且必須依恃西洋力量，才能更進一步將雙焦點的橢圓重新改為同心圓，只不過圓心要挪到日本。

日本這種「自為中華」的努力在二戰中遭到了頓挫，日本右翼勢力忽忽欲狂。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三島由紀夫，首先在小說中藉書中人物焚毀了金閣寺做為宣告，繼而發動種種聚眾活動，終而切腹自殺，意欲喚醒本國人再度奮起，尊崇所謂「日本主義」，以愛日本為最純粹的精神價值；他認為純粹的日本主義，就是一種死亡哲學。

數百年來日本所經歷的這種輕躁不安，在近日台灣都看得到。「愛台灣」的口號之所以繚繞不去，處處喊得震天價響，無非是要斬絕與母親的臍帶，自為中心，必須要極力倡導「台灣主義」。創立台文字、採用通用拼音，是另一種的「自頒正朔」。只是時移勢易，台灣與大陸血緣關係既密，又且不能藉外國勢力，再造明治維新之盛，更沒有國際現勢可造成「滿清入關，以夷制夏」的事實，「夷夏變態」的囈語終要成為泡影。

法國大哲孟德斯鳩曾說：「我做為人是必然的，只不過偶然成了法國人。」日人松本史朗也認為基於身為一個佛教徒，有更高的理想在，無法同意「日本主義」，因而主張「佛教徒不能愛日本」。「愛台灣」代表的是另一種死亡哲學，身在台灣的自由主義者、人道主義者，必然也要了解到基於更高的理想，「不能愛台灣」！

「美麗島事件」在現今執政黨刻意形塑下，似乎有一道神聖的光環，不斷加持綠色統治的正當性。然而細究當年的黨外運動，其實並非鐵板一塊，其中亦包含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對立矛盾，以及必然存在的資源差異、政治後果。

對當時的資產階級或是小資產階級而言，必須要突破黨國制度壟斷市場，才能緩解市場飽和的危機或是達成階級爬升；而對積怨已久的無產階級來說，只想掙脫各種以農養工和加工出口的壓迫政策；於是有了一定程度的共同對立面：「外來的」的威權統治後，國族意識的操作便由此產生。但在運動資源、權力為資產階級掌握，以及無產階級之無自覺政治目標的狀況下，美麗島所號稱的價值：憲政、法治、民主等自然會被操作、消化！新政權上台的結果，不過是為另一批（或根本是同一批）資產階級服務罷了。

因為只要運動的思考邏輯與實踐仍停留在去政治化、缺乏政治目標的困境中，社運流於被資產階級消費的窘境就必然會不斷上演，無論如何物換星移，寄望資產階級政權更替的後果，都只會是新威權取代舊威權。歷史之明鑑，吾人實不可不察啊！

25年前的今天，發生了轟動全台的美麗島事件，許多為追求法治、憲政的有志青年受到抹黑而遭囚禁，然而隨著相關人士陸續被捕入獄，民主的種子卻反而開始在全台蔓延，並且不斷成長茁壯，終於在2000年總統大選的時候，台灣人民選擇以選票制衡了專政50年、一黨獨大的國民黨。

因為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對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而言，國家權力的過度膨脹將會阻礙國家各方面的長足發展。不但人民的各種自由權（尤其是言論自由）會處處受限，更重要的是，政黨只是代表特定利益團體的組成，故當黨與國合而為一時，國家的運作是以政黨的私利大過全民福祉！唯有透過多黨相互制衡的狀態，才能確保各種團體的利益不會被忽略犧牲，也才有實現民主、法治、進步的可能。

然而，身為台灣人民的我們始料未及的是：好不容易趕走了強盜，卻來了個土匪。這個綠色土匪頭頂者美麗島光環，打著民主憲政的旗幟，卻操弄著國家機器不亞於舊威權，玩弄民粹主義而更甚於國民黨執政時，這種變調的「美麗島」，怎不令人悲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