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在媒體的議論紛紛中結束。所有的議論都集中在分析藍綠的消長上，彷彿台灣人民除了藍綠兩大集團外，別無他人存在。這個現象不僅出現在選後的分析上，也反映在候選人的分配、競選時候選人的政見與選戰的訴求上。

是不是台灣的人口全部都分屬藍、綠兩大類？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事實上，各種民意調查一再顯示，台灣選民不滿意藍、綠兩大集團者總在3、4成左右，是不是這幾年台灣人民關心的議題都是修改國徽、追回黨產、為所有民間與政府機構名稱去除「中國」的正名活動呢？答案也是否定的。近幾年我們人民關心的議題，諸如教育、WTO下的農業、兩岸和平與軍購等，幾乎都上不了競選的議題。是否除了藍、綠這兩大集團外，沒有人看到這些人民關心的議題而站出來參選呢？答案還是否定的。藍博洲等由民主學校推薦的候選人，的確在他們的政見上包含了這些人民關心的議題，可是他們引不起主流媒體的重視，更得不到多少的選票。

人民關心的議題無法成為選舉討論的焦點，這反映了甚麼？我們可以歸罪於媒體被操弄與誤導；我們可以批評台灣兩大政治勢力與政客只求選勝不顧蒼生的做法；我們甚至可以檢討，台灣的選民水平還停留在民粹而容易被欺騙、被煽動的程度。這些都有它的道理；但是我們要指出，還有一個制度上的因素，嚴重地扭曲了選舉的民主意義，那就是目前自由市場式的選舉制度。

商品的自由市場表面看來十分公平，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生產的商品推到市場販賣，公平地與其他品牌的相同商品進行競爭；但是任何人也都知道，小本經營者生產的商品，不可能與大資本企業的產品進行競爭。表面的自由與公平掩蓋了實質的不公平。要追求真正的公平，一定需要修正這種貌似公平的自由市場制度。

同樣，在選舉上，弱勢者就如小本商品生產者，不可能在「自由競爭」的選舉市場上戰勝財大勢雄的對手。幾番較量下來，這些弱勢者紛紛棄盔卸甲、潰不成軍。回顧戒嚴之後，許多弱勢者躍躍欲試地加入這場「自由市場」式的選舉遊戲，結果幾乎全軍皆墨。弱勢者的訴求完全得不到實現，反而助長了這種「自由市場」式選舉遊戲的正當性，幫助強勢者欺騙弱勢者。

台灣選舉最大的輸家，不是藍綠任何一方，而是弱勢者。

立委選舉泛藍過半，「泛紫聯盟」公開向泛藍喊話，期許在野黨能多傾聽中產階級與青年的聲音，「往中間偏左並注重社會福利」，因為已向財團傾斜的民進黨執政菁英，要他們回頭，很難！

簡老師不應忘記，在野5年的泛藍，並不因它的在野身分而出現過任何「激進」意義上的變革。名列親民黨不分區第一名的，依舊是主張資本主義經濟最力，同時還有生意人身分的劉憶如；國民黨連主席眼中最適任的閣揆，不脫為台灣資本主義經濟掌舵大半生的經濟技術官僚江丙坤。站在這層意義上，我們得以理直氣壯的說，泛藍依舊是「唯發展論」的舊思維格局，而民進黨活脫是舊思維的繼承人，甚至在推動台灣經濟自由化、企業壟斷化、勞動力市場彈性化較之於老K過之而無不及。簡老師對泛綠的傷心、絕望之情，了解台灣民主運動與工運發展歷程者皆可理解，難道這就可以構成對抱持同樣意識形態的泛藍寄予希望嗎？

與其撈過界，簡老師不如對泛紫聯盟在立院的兩位新科立委：名列民進黨不分區的殘障聯盟王榮璋與全產總盧天麟等兩位理事長，多多給與建言與監督，縱使無法百花齊放，至少能在社會公平議題做到「兩炮齊發」，來得實際些。

資本主義體制下「成熟」的選舉競賽，在全球化的今天，已逐漸變為「換湯不換藥」的假競爭。布萊爾領導的英國「新工黨」與其說是工人階級政黨，還不如說是借殼上市的柴契爾主義者。主要政黨間的競爭往往是純粹權力性的，只對鞏固既存秩序具加分作用，距離被壓迫人民愈來愈遠，最終造成公民對政治過程的疏離，此次立委選舉投票率不及6成，已然說明了一切。

人民對政治過程的疏離將會對自身權益造成莫大的危害。以當前國債累計達9兆餘的問題而言，國家徵稅能力受限，財用不足，未來勢必影響國家維護人民權利的能力。就以私有化問題為例，當國家為抹平財政窟窿大賣國產之際，無異將關乎民眾廉價使用公共服務的權利，轉包給唯利是圖的國內外資本。表現在健保問題上，就是被人詬病的「總額給付制」，在公眾運輸問題上，則是駕駛員超時加班與火燒車風險，這一切都是由廣大民眾承擔。畢竟權利的行使與維護是要付出成本的，缺錢的政府將沒有能力善盡維護民眾權利的職責。

泛藍過半絕非政治清明的曙光，甚至要做到制衡總統都有其困難度，這不僅是憲法六修後的問題，而是反映這了兩大陣營在經濟與重分配政策的一致性。寄望任何一方，都只會是幻滅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