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總體經濟日益走下坡，大部分被私營企業主雇用的勞動者生活品質逐年下降，工作朝不保夕，擔心自己被老闆引進的外勞「替代」、被組織調整給「彈性」處理，甚至被替代人力的資訊科技給淘汰，每天都好似在走鋼索般，深怕一個不注意，落了個沒頭路的下場。

勞動者為了對抗自己在職場上的弱勢以及被資本壓榨的處境，組織工會伸張自己的權利，透過集體力量同資方與國家衝撞，爭回原本就屬於自己的勞動果實。

不容諱言的是，正因為工人具備癱瘓資本主義生產秩序的能力，統治階級總是想方設法透過輸送資源、給位子的方式「招安」，無論是歷史久遠的全總，還是創立至今不到4年的全產總，其領導人均在任內循主流政黨管道步入廟堂，美其名工人參政，但終究無法掩蓋被收編的事實。

或許有人會質問，多一個人在立法院服務有什麼不對？第一個問題在於當前的工會頭人都是特定政黨提名的不分區立委，「黨意、工意」孰重？第二，將立委名銜作為另一種「選民服務處」招牌，憑著個人與執政當局的「關係」，解決部分工會的需求好向會員「作交代」。「往上邀功、向下打點」，在交換關係下，工人團結只是妝點門面的政治正確話語，無助於工會組織力量的壯大，卻更提供了累積個人政治資本藉以「向上提升」的敲門磚。

「有什麼樣的選民，就有什麼樣的政治人物」，道理一樣可以套用在當前台灣的工會界。遇到困難，先找資方說項，不通，再找政治人物尋求解決之道，會員只能是會費繳交的計算單位，動員、組織、勞教，好像是19世紀的名詞，不存在21世紀般。必須坦言，在服膺順法鬥爭、尋求外部關係解決內部問題的工會事務生態下，工人繳交的會費只能成就尸位素餐的工會官僚，檢驗真假工會的標準無它，端看動員會員的能力便可洞燭一二。

當年號稱「獨立自主，不依附於任何既有政治勢力」的全產總，因為領導人行事風格與政治選擇已經陷入嚴重內耗的狀態，無論今天理監事會「反盧」、「保盧」的鬥爭結果如何，我們都必須正視台灣工會組織率只有區區5％的殘酷現實，思索如何在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朝野黨派中殺出重圍，探求在不存在工會的地方，建立工人組織的橋頭堡，擴大工會草根組織的基盤，提出台灣工運重新出發的前進方向。

鴻海以鉅富之姿，自4月份起向法院申請假扣押工商時報一記者財產3千萬，後經媒體披露才引發眾議；日前雖經鴻海與工商時報發表「和解」聲明，但卻整個事件卻留下諸多疑問。

最大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是針對一線的記者，而不是報老闆？我們知道，一般企業的產品若發生問題，企業主需負最大責任，因為他對整個生產過程擁有監督、控制的權力，至於生產線上的工人，則另有不同的規定處理。那麼，為什麼在這個事件中，獨獨是針對該名記者，而不是整個報社、報老闆或總編輯？難道身為企業主的郭台銘不知道，一篇報導，正如同一件產品，從採訪到見報的整個生產過程，都處在資方的指揮、控制之下嗎？為什麼他不會合理地懷疑是報老闆要整他呢？

顯然，這是郭台銘的階級本能使然；他在第一時間便把媒體工人與資方切分開來，認定他的敵人是這些媒體工人，逕行發起攻擊，而報老闆乃至主管們則是可以溝通的同一階級的朋友，適合談判、商量乃至和解。由此觀之，郭台銘對「新聞自由」的攻擊，實是在維持、運作這套階級制度，教訓工人。

鴻海因不滿工商時報記者的報導，4月向法院申請3千萬元假扣押，但奇怪的是，經過半年的假扣押，鴻海為何仍未提起訴訟，該記者也沒提出限期起訴？後來，或許是因為此事見諸報端，而且引來記協等團體的關注，結果鴻海便與工商時報高層接觸，發表共同聲明「和解」了事。事後，就連記者本人與記協都沒有進一步反擊、討回公道的意思，就讓此事在不明不白中劃下休止符。這樣的發展，實在不能不說是台灣人權教育的失敗。

近代的德國法學家耶林指出，權利也者，是經過鬥爭方能取得、實現的；這是作為現代公民最起碼的「權利意識」。可惜的是，本事件中的各方卻完全沒有這種權利意識。先是鴻海不對問題作真相的發現與實質的解決，停留在威嚇的層次，根本不是維護權利的正當做法；接著是受損害的記者本人竟也忍氣吞聲數月，事後更低調回應，似乎自己理虧一樣；時報高層雖然有點義氣沒有開除該記者，卻也沒有明確反擊、捍衛自己的新聞自由。這些全是權利意識稀薄、不認真對待權利的表現。

不論此事件究竟真相如何，這種息事寧人、和稀泥的做法，就注定了我們的社會永遠得不到真相，永遠也不能豎立起清楚的權利的規範，是大開人權教育的倒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