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種批評楊儒門的論述中，最常見也似乎最具說服力的是「炸彈會傷及無辜」；因此，「楊儒門的動機雖然良好，但是手段卻是錯的」。於是乎，「楊儒門的錯誤手段會帶來壞的示範」；於是，彷彿社會所有暴力行為都是楊儒門錯誤示範鼓勵出來的，連白冰冰都跳出來譴責楊儒門。

這種論述似是而非。姑且不說楊儒門曾使用和平的申訴方法卻未受到理會此一事實，讓我們深一步探討所謂「壞的示範」的問題；我們認為，楊儒門的行為可以產生很好的示範作用，事實上也已發揮正面的影響，而非純然是「壞的示範」。

在惡質資本主義氾濫下，台灣社會的倫理關係充斥了自私自利、弱肉強食的價值觀。願意挺身而出為弱勢者說話的人直如鳳毛麟角，更不要說明知要冒著坐牢的風險。我們的政治風氣與經濟制度塑造了這種價值觀，可是一般老百姓卻盼望社會風氣是平等、公正，期待有人出來為弱勢者說話。這種詭異社會意識的複雜根源不是本評論的重點，但我們要指出，楊儒門的行為完全符合老百姓的期待；若政客與主流媒體的反應，是強調楊儒門為弱勢者呼籲的層面，那必然會產生「好的示範」。試問，除了所謂「手段」之外，楊儒門行為的那一個成分不能通過最嚴厲的道德檢視？

問題出在台灣的政客與主流論述，將楊儒門的行為片面化了，只強調其手段中難以被統治階級接受的部分；對楊儒門行為可以發揮「好的示範」的部分淡化。因此，原本可以產生正面社會影響的事件，被轉化為他們擔心的負面作用，然後再聲嘶力竭地批評楊儒門「壞的示範」。如果台灣統治集團真誠地擔心楊儒門行為會造成「壞的示範」，就應當拋棄片面的陳述與批評，全面地看待楊儒門事件。我們相信，楊儒門為弱勢者呼籲的行為一旦普遍地被社會大眾所認識，一定會為當下「以私壞公、貪欲橫流」的社會風氣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

其實，所謂「壞的示範」，根本就不應成為評論公共事務的依據。試問，許多暴力電影、電視節目，以及新聞報導，不會產生「壞的示範作用」嗎？循此邏輯，是否所有這些媒體內容都應當禁止播出？誰又有權力判斷哪個節目，或哪個社會事件會產生「壞的示範」？這會不會產生思想控制？若媒體這種管控是要不得的，我們無法接受這種「壞的示範」的論述。

斥磪誑D義下由利潤所驅動的競爭壓力無時無刻不推動著產業重組、兼併與退出市場，工會組織倘使一路阻擋，抱持從頭反對到底的態度，卻又提不出替代方案，往往就是右翼祭起「現代盧德派」大旗反攻的時候，屆時工會恐怕只有向社會輿論低頭一途，面臨任人宰割的下場。

企業合併，金權的密度是更集中了。工人組織面對力量更為強大的資方，客觀而言確實落居下風；更何況，此時勞動者無論就組織上還是政治上苦無實力的當下，比較務實的想法，還是涉及合併問題的企業工會間，是否能夠坐下來談談合併期間如何合縱連橫，保障員工權益之餘，摸索出合併後工會如何在最短時間整合的問題。的確，面對與資方友好的工會要談如何連線抗爭是有其困難度，但轉回來訴求「本企業應是合併後存續公司」又有何推進效果可言？不但立刻開罪另一方同樣面臨兼併企業員工，製造勞勞對立，還不待資方開拔勞工彼此已嚴重對立，不是親痛仇快嗎？

變變變，世界總是以不自己的意志為移轉，緊抱著企業意識，而無屬於工人自為的階級意識，工會永遠是資方內部鬥爭下的棋子。錯把企業當娘的同時，不要忘了，究竟是誰在養活坐領高薪的老闆與管理階層。誰當老闆，真有這麼重要嗎？

變近年來「企業重組」（Reorganization）在產業界內十分熱門，尤其在金融產業，儘管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並未直接摧毀台灣的金融業，但之後不景氣下房地產與企業的壞帳卻得由銀行著手因應打呆與結構調整，扁政府的「二五八」銀行政策與著重金融合併的第二階段金改即是政府當前金融政策的基調，也是當前銀行員「金飯碗」捧得搖搖欲墜的根源。

總的來說，企業重組可粗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是業務重組，即根據企業發展與外部環境變化的需要，對企業業務、產品和部門進行整合。今天國內銀行所進行的「組織改造」、「績效導向」等變革概屬此類；其次是資產重組，即對企業擁有和控制的各種資產，進行分割、拆解、出售的優化組合。上至企業合併，下到分割之後另組新公司承包既有工作，皆屬此類。

不可忽略的是，相對於生產經營，資本重組相較下到底只是一種手段，重組的目的是在獲利。無論重組如何進行，最後都是要體現在業務重組上頭，以績效為重點，重新設定薪資結構，加強勞動強度，儘可能榨取高額利潤。一味表彰企業高獲利正代表自己被剝削到一個不堪的程度，要再繼續維持不是努力壓榨自己，就是要進行組織調整的前兆。橫豎都是扒皮，戰鬥的號角即將響起，還要抱老闆的大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