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治安部門過去這幾週一定很懊惱，懊惱於楊儒門為何要出面投案；懊惱於白米炸彈案就這麼的宣告偵破，原先破案的喜悅（或驕傲？）在未能事先預料到的聲援楊儒門與聲討農業政策行動中，彷彿出嫁日遇著大雨一般。喜悅遽遭冷卻的憤恨難以遮飾，於是混跡一干「反聲援」團體中，滑稽的控訴著和楊儒門八竿子也搆不上的拆彈傷亡數字。

那的確是一個充滿荒謬劇感的場景，「濟弱扶傾」的「社會福利團體」、台灣治安史上最強悍的「受害者」、警大教師，這些表面上背景殊異的團體或個人，竟只為了一個在數週前還沒沒無聞的楊儒門，可以嘯聚一處，表達他們充滿妒恨的不滿與憂心。更有趣的是，在這件事上，國家從頭到尾都缺席了，即使聲援者如何將論詰標的鎖定於農業政策與農村生活，國家統治者依然緘默，卻在二林聚義的幾乎同一日，無視於「台灣米」即將不保的呼求，將「台灣之子」的榮銜授與3個月前過世、死後仍佔有4億葬身之地的土豪。

這還不夠怪異嗎？關於公共政策的嚴肅對詰，國家缺席，由「民間」打頭陣，對於創造經濟價值毫無貢獻的土地資本家，卻可由國家統治者賦予無限榮寵。公與私的界線，似乎模糊得完全看不出面貌。

然而，當我們換另一個角度來看，卻一點兒也不怪異。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意識操弄下，透過激烈競爭、踩著無數失敗者而登上高峰的成功者，往往被視為促進社會進步的推手或社會進步的象徵；而失足墮入深淵的失敗者，若不願甘於失敗而試圖控訴不義，引來的將只是進一步的羞辱與壓制。

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乃是我們社會所共享的支配意識，即使社福團體也不一定能跳脫其中，尤其在社會福利業務外包的趨勢下，所謂的社福團體早已不是公平與正義的追求者或倡導者，而只是國家資源的領受者與依賴者，並透過各種受惠資格認定來進行社會規範與控制。

在這層意義下，私部門已然成為公部門的延伸，是更有效的支配手段，社會對於不公的憤怒與控訴，透過「以夷制夷」的手段可以更顯奇效，國家統治者便可在其掩護下，盡全力於特定團體、階級利益的掠取。楊儒門案，不但讓我們看到了農業瓦解的真相，也讓我們見識到了這一新穎的統治手法。

最近行政院擬出土地增值稅永久調降的新稅率方案，送交立法院審議。雖然財政部強調，土增稅減半刺激了市場交易，使得土增稅收入增加，但這種刺激效應一旦過了高點，便可能逐漸趨疲，屆時將進一步惡化整體財政赤字。而且，土增稅只是近年來不斷減免的「富人稅」之一，其他如遺產稅調降乃至行之有年的促產條例的「稅式支出」，都形成了對富人租稅的減免或補貼。反倒是一些由工薪者直接或間接支付的稅收不減反增。

主計處坦言，租稅優惠過多是政府債務激增的主因。但是，政府的財政赤字是否就如某些人所說的，是「每一個人」來承擔呢？其中仍有玄機。以政府債務的主要形式──公債為例；債券之所以有吸引力，一方面是大環境的低利率，另一方面就是由政府擔保相對高的獲利率，以此形成一個由政府支持的投資工具。而誰是公債的主要投資者呢？是前述已被種種減稅措施賦予低稅、甚至免稅的富人。也就是說，政府一方面減免富人稅收的同時，又創造了一個「投資工具」，讓這些富人繼續透過政府為中介，吸取一般工薪者繳納的稅款。

因此，不僅稅收減免造成赤字惡化，政府的債務赤字本身也成為圖利富人的工具。

一段時間以來，為了土增稅是否繼續減半，相關類股在繼續減半的消息傳出時便一片看好，在出現不再減半的消息時便應聲而跌，好不敏感。但股市短期的漲跌反映主要是信心，而不是實體面的情況，因此，光從金融營建類股的反映來判斷，並不能確定房市的真實交易情況。

事實上，一些實際從事房地產交易的人士已經指出，從供給面看來，土增稅減半雖然可能使業者多了一些降價空間，也使屋主多了成交意願，但卻不一定就會反映在定價上，畢竟定價權仍有賣方的策略空間。反過來說，以目前房市空屋仍多，仍屬供過於求的買方市場，需求面、也就是買方的因素才是主要的關鍵。而土增稅並不會對普遍的買方帶來利多，因為會因土增稅減半而得利者主要是換屋者，對其他類型的購屋者來說，還不如貸款優惠、利率下降等措施較能刺激買氣。

當然，土增稅減半自有其利之所在，否則不可能實施下來所得稅收不減反增，眾多利益團體也不會要求繼續實施。只是，真正要刺激房市，恐怕該做的不只是減稅，還應多從需求面思考，看怎樣能刺激民眾的購買慾望與能力，才有可能真正化解龐大的空屋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