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前些日子過世的蔣方良比較起來，日前病逝的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身後更顯榮寵，各大媒體無不以巨幅版面與時段報導這位「紅頂商人」傳奇與顯赫的一生。之所以形成如此具「國殤」規模的報導──甚至壓過10數萬人罹難的南亞海嘯災情，這其中，既有歷史因緣條件之輻輳，亦有本質性之必然，值得我們細加推究。

我們看到，許多報導集中在辜振甫所身具的文化素養與人格特質上，甚至以「儒商」一詞加以讚諡，其實都只是錦上添花之舉而已，其焦點實不脫海基會董事長與所謂「辜汪會談」的成就。然而我們若深究其實，辜振甫在海峽兩岸事務上，所達成的成果畢竟有限，眾家媒體今日所樂道、並視為兩岸關係破冰的1993年辜汪會談，其實是多年持續透過各種或明或暗溝通管道，並在1992年底達成所謂的「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才得以實現的；而此後除了兩次辜汪會談或會晤等僅具象徵性意義的往來之外，兩岸關係事實上處於停滯僵窒的狀態。換言之，辜振甫其人，對於兩岸關係的推動，其實所成有限，前海基會秘書長陳長文所說的「若政府無心開拓兩岸關係，包括辜振甫老先生還在位，都做不好」，正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

因此，弔詭的是，辜振甫身後在兩岸關係的推動上所獲得的高度評價──包括兩岸皆然──正是建立在兩岸關係停滯不前的基礎上。亦即，正因為兩岸關係進展極為有限，職是，辜振甫於海基會董事長任內所進行的海基、海協兩會高層會晤，反而成為這種尷尬處境下唯一值得記錄與書寫的「大事」。這樣一個歷史因緣所輻輳而成就的溢美評價，背後竟是如此悲涼的諷刺。

除了歷史因緣所塑造的個人地位之外，這其中亦有政治上的本質性之必然。綜觀古今中外，商人──廣義的資本代理人──在政治中經常扮演著重要的仲介角色，這樣一種事實其因無他，正是緣於政治經濟本就一體天成，而商人亦具有見風使舵、追求實利而不具終極原則之信仰特質，因此在講究利害關係合縱連橫的政治事務上，最能發揮特質。

我們之所以甘昧於「死者為大」的社會認知，膽敢在一片歌功頌德聲中，指出其中的事實與過度溢美，乃是出自於一個嚴肅的認知，亦即，兩岸關係在今日不但瀕臨危機邊緣、兵燹之災隨時可能爆發外，更牽動兩岸社會變動甚巨，因此，千萬不能僅因為一位老者之逝，而致遮掩我們的視界與警覺！

一位住家緊鄰辜振甫老家的八十多歲老翁對記者表示，他從小到大從未見過辜振甫本人，印象生疏得很。但正是在這個辜振甫的靈堂內外，台灣乃至中、美的政要與富豪們，不斷地訴說他們有多懷念這個長袖善舞、學藝俱佳、誠信謙和的「辜老」，並把這個形象透過辜家擁有的、或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大眾媒體，放送、放大至千萬倍。

但相對於他們的「辜老」，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自覺地參加其父辜顯榮的附日買辦集團，為日帝魚肉台灣百姓而出力的年輕少東；一個因為與蔣氏專制政權的種種關係，輕易地擺脫漢奸、台獨等形象成為政權的座上賓，從而一步步佔據了台灣的資本高地的壟斷資本家。花蓮的原住民不會忘記，正是這個人的公司剝奪了他們的傳統土地，破壞了他們的生存環境；美國的勞工與原住民也曾親自來台控訴他的公司如何打壓勞工、破壞環境；就連血本無歸的小股東最終也會發現，正是這個人開啟了台灣的資本市場，讓大資本得以透過種種巧妙的手法劫奪眾多小資本。

而他能做到這一切，不是因為他比你我更打拼、更聰明，全在於他以及他的家族對日本殖民政權與蔣氏專制政權經營出來的千絲萬縷的關係。政要與富豪們所吹捧的學藝才華、長袖善舞，正是其經營關係、為他（以及他們）面向社會的吸血事業服務的工具。

對比於前不久的蔡萬霖，辜振甫才讓我們真正見識到了何謂夠格的、真正的資本家；即便前者的財富數量高於後者，但從現在以及之後即將展現出來的各界悼念與敬意看來，辜振甫無疑是台灣首席資本家。

與一般戰後發跡的台灣企業家不同，辜老完全沒有那種土味，在他身上也絕對看不到一絲絲蠻橫的暴發戶形象，更不像科技新貴那樣成天競爭、效率計較個沒完。稱他儒商是矮化了他，稱頌他的詩詞歌賦才華也僅是看到表面，真正的重點在於，他具有一種與聞國事、天下事的能力。一般資本家就算參與時政，一言一行仍然是在為自己的企業利益算盤；唯有辜老因其漫長且傳奇的經歷，加上過人的學養與廣泛交遊，才能從自己的經營事業中超脫出來，真正看到全局。藝術是最遠離現實利益的，辜老之精於藝術涵養，正是他超脫自利的塵土，俯瞰大局的能力的表現。倘若台灣有貴族，辜老便是那種古典貴族式的資本家。

這種古典貴族的身段，如今多麼稀有！放眼當今，商人們只知埋頭賺錢，還不時鬧出各種八卦醜聞；政治人物的思維則更加低劣，語言粗俗不堪，直把政治當成野台開講。無怪乎各界要發出誰來接棒的感嘆，而且勢必無人能能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