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度化的社會福利發展過程中，有一項特徵極為重要，它使得社會福利與早期的慈善工作有了關鍵區別，那就是「社會責信」的形成；社會責信一方面指的是資源來自於社會整體，同時，更重要的是，資源的使用與提供，必須是在受到監督與對社會負責的狀態下進行。這一個指標，使得社會福利成為一種不折不扣的「現代性」制度。

然而，若參照上述這項指標，並以最近的兩個例子來看，台灣社會恐怕距離這一現代性還有著一段長路要走。其一，南亞海嘯災害發生後，慈濟功德會又再次動員了龐大人力在街頭勸募，並引起諸多反響與報導；其二，高市政府某張姓官員的3名稚子因罹患罕見的腎上腺白質退化症（ALD），經過媒體報導後，短短數天內即募集到將近7千萬元捐款，遠遠超出所需，張家決定留下當初設定的款項，其餘由高市社會局協助召集醫界聯盟及慈善團體成立ALD病患基金，給其他病患必要的醫療照顧。

慈濟功德會目前已儼然成為台灣的慈善大戶，其社會聲望與動員力遠遠超出其他相關機構，甚至超過了政府部門。然而，最主要的問題是，募款所得缺乏徵信機制，而其運用也不在社會監督之下進行。雖然慈濟人素有清望，但既然擁有龐大來自社會的資源，就不能僅僅依賴無法被操作化的「無條件信任」來運作，更何況慈濟本身還開設有以營利為目的的醫療事業，就必須盡量排除任何可能的黑洞存在；至少，就消極面而言，如何避免有心人以慈濟為名而行斂財之實──已確實發生──就值得慈濟本身認真思索。

再以張家的7千萬募款所得而論，對於社會所慷慨給予的龐大捐款，張家是否有完全的權利能決定這些款項的使用？或是應該在一具公信力的組織的統籌分配下，將龐大但珍貴的社會資源，進行滿足其需求且合理的安排運用？更是一個值得進行公共論述的課題；否則，恐怕將造成資源浪費，或是將使得社會資源因無法獲得合理運用而產生排擠效果，甚至將導致社會善心的日益枯竭。

上述這兩起實例，都顯示了台灣在民間福利資源方面的募集與運用，仍然停留在前現代的無責信狀態中；不過我們也看到了一個契機，在此次為了南亞海嘯災害的募款行動中，具有高度徵信力的紅十字會，其募款所得首次超越了慈濟功德會。因此，我們希望社會能以其為開端，開始進行有關民間資源動員與合理運用等相關課題的論述和制度安排。

疑遭醉父毆傷的邱小妹性命垂危之際，以台北之大之先進，竟無一處容身，一腳被踢往台中就醫；這真是叫人心寒的消息。如果說生命的存續乃人之一切價值所繫，那麼在這個事件中，顯然有些東西從根本上踐踏了它。

在醫療私有化的趨勢下，目前各大醫院多斤斤計較於成本利潤，遇到病患的第一道程序就是要先確定這個case能賺多少，於是像腦傷這種賺錢不多佔床又久的，自然能推則推；對病患而言是生死，對醫院資方來說則是生意。再來，台灣的醫療體系，尤其是大醫院，基於種種社會歷史的因素，向來與社會政經權貴關係極深，這直接表現為醫師的超高社經地位。於是乎，上層權貴可以利用關係近用醫療服務，自然就排擠了其他沒有辦法發展這種關係的階層。最後，台灣的醫療體制向以不透明著稱；它開的藥方我們看不懂，它的核心──醫師──向來自成精英階層，它的資本所有者，也多獨立於民主的監督之外，它的種種遊戲規則外人根本無從過問，以至於究竟有無床位、有無醫師，只能他們說了算。

這些對各醫院本位來說似乎都很合理，也不過就是「使用者付費」之類常識口號的翻版，但透過女童的生死攸關，我們卻看到了這套邏輯內在的無比野蠻。

台灣寶島會成為國際知名的謎題島、迷宮島嗎？繼319槍擊之謎，現在又出現了國際級的「台北腦傷送台中」之謎！台北一個受虐女童腦部出血緊急送醫，竟然在全台北乃至整個台北都會區找不到一個床位、一個腦部外科醫師，而遠非都會中心的台中梧棲竟然有？難道是醫療改革有成，醫療資源的城鄉差距已經顛倒過來了嗎？

再來，媒體採訪了諸多非當事人的醫界人士，每個都說這事太扯，並指出正常的處理方式應該如何等等。但仔細一看，這些醫界人士所在甚至所負責的醫院，也都是當天晚上報稱無床位、無醫師的醫院。是這些醫界人士都是兩面人？還是媒體根本搞錯了？最後，就連主管機關的資料也前後出入，而且無法解釋究竟為何會出現這麼「離譜」的狀況，更使原本就撲朔迷離的情況更不可解。

我們認為，這麼離奇的醫療漏洞，不能只從國民健康的角度視之，更應該從當前圍繞著WHO的外交戰略高度看待，徹底調查清楚。台灣上下念茲在茲的WHO並非只與SARS這種國際傳染病有關，它歷來各項公約都對各國的健康醫療體系有許多要求；台灣若自認為有資格加入WHO，就更應該查出這個事件的真相，否則將無以說服國民、說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