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生鬥陣電子報第二三四期─智邦公益電子報─台灣最大公益電子報發行中心

回應：好一個反動的修辭　　　　　　　　　　　　　　　
楊鎮吉
　
在回應之前，為廖君感覺不到筆者的立場與價值觀感到抱歉，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筆者在表達未盡精確，導致廖未能理解文中強調的重點;另一方面，筆者自始即不欲站在大鯨魚或小蝦米的立場為任何一端發聲，始終認為，只有跳脫所謂的「大鯨魚對付小蝦米」的結合短視、又帶點激情的思考方式，媒體、記者與企業間的關係才有可能得到改善。當然，必須澄清的是，筆者從未膽敢質疑左派對資本家的批判，只是試圖想像，在曠文琪事件中，除了左視之外，還能看見什麼？以下重新敘述筆者觀點。

記協以「新聞自由」為名號召網友聲援曠，讓筆者感覺到不太像是出於理，而是發於情。畢竟於法理上，初步站得住腳的鴻海，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一切爭議可交由司法解決。在此提醒，核准假扣押的是法院，不是鴻海，記協如感不平，該一併質疑司法制度。且如同記協所擔心的，寒蟬效應之風不可長，此次記協以輿論壓力逼退了鴻海，試問往後若其他企業有樣學樣，記協還要動員幾回？記協該面對的是司法的無情，不是資本家的財大氣粗。此外，曠真的損失了嗎？似乎可從「假」扣押一詞得到答案，既然並未進入訴訟程序，無任何審判結果，何來真正的損失？有許多聲音質疑鴻海故意拖延遲不進入正式程序，心態可議，筆者要反質疑的是：曠為何遲不要求鴻海盡速提出控訴？究竟在等待什麼？
　　
回到先前的問題，既然曠尚未與鴻海對簿公堂，記協何必跳出來干涉？在司法尚未判決之前，記協即以新聞自由為名逼退鴻海，筆者想反問廖君的是，這是民主法治國家的公民，所應抱持的一種看法或潛存的意識型態嗎？待曠真正敗訴，再動員民意也不遲。況且，新聞自由永遠是最後的一張王牌，媒體何苦以之頻頻示眾？記協除了「新聞自由」之外，還拿得出什麼更具體的理由？「新聞自由」這四個大字，又遮掩了多少內幕？新聞自由，是為了保障媒體？閱聽人知的權利？或是公共利益？在此次事件中，與公共利益有多大關係？容我更強烈的質疑：此事件不過是消息來源與媒體之共生關係下，互利互動過程中產生摩擦而擺不平，暫且犧牲記者的一段插曲。最後，記協非得掏出新聞自由的名義，動員民意拯救記者，以結束這場鬧劇。筆者更欲大膽指出，連署的網友們，除了來自普羅階級對小蝦米的同情和支持所謂的「新聞自由」之外，對於整個事件的詳細情形一無所知。更諷刺且令筆者無法理解的是，當記協充當和事佬，於事後舉行研討會邀請雙方握手言和時，主角們皆不領情，又是什麼道理？

筆者曾言：曠萬萬不可將記協的聲明視為替自己行為合理化、除罪化的論述。廖君大可不必敏感的指責筆者任意將曠標籤化，筆者用意在於提醒曠乃至於聲援曠者，在完成拯救小蝦米的任務後，是否能重新檢討新聞專業的問題？當記者享有充分的新聞自由，可曾以同樣的標準秤過自己的專業有幾兩重？倘若記者確實完成查證工作、據實報導，已在專業的立場上站得住腳，即便是面對大財團如鴻海般傲慢的動輒興訟，何懼之有？張時健文中提到：「這種廉價的批評與認識，曠文琪也是懂得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懂得，但不會解決問題。在這個時候，在這個時代，這種認識就是問題的本身。」筆者卻寧可犬儒的說：無論是曠，或是多數的記者，甚至對於這種廉價的批評亦麻木不仁，筆者感覺到的是：將新聞自由視為最後一塊神主牌般緊擁入懷，是記者的悲哀，在這個媒體亂象叢生的時代，這種認識正是問題的本身。

筆者當然能以同理心為曠文琪設想，亦能為鴻海旗下萬名勞工設想。不知廖君如何推論出「這就好比有人在大災難中說，「一個人的死亡微不足道」是同樣的道理」？令筆者百思不解。筆者以為，身為無冕王，更應該抱持高度的同理心、謹慎的態度去報導消息來源，這種觀念不應因為對象是財團或是弱勢族群而有所差別。記者可以打著新聞自由的口號，抵抗強勢消息來源的打壓。相對的，當弱勢者被刻板印象化的再現時，她們有多大力量為自己平反？當記協拯救了圈內的小蝦米，能否以同理心關懷圈外的小蝦米？

廖君亦相當清楚，「是因為報社與工會的力量式微不彰，才讓這場訴訟變成一個小蝦米對大鯨魚的戰爭嗎」，邏輯並無錯誤，然筆者針對此部分的觀點為，既然始作俑者乃報社，使小蝦米供大鯨魚宰制的是報社，卻未曾見到記協向工商提出以對鴻海般同等嚴厲的抨擊？如此一來，打擊大鯨魚的行動只是隔靴搔癢，治標不治本，且最終將導致疲於奔命的窘境。記協在擺平了鴻海之後，該弄得更清楚的是問題出在自家頭上的大鯨魚。記協能團結對外，卻無法團結對內，這才是令人擔憂的，畢竟未能安內，如何攘外呢？

再回應
文／傳播學生鬥陣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主張，得在極嚴苛的社會條件中才能實現，甚至只能在法條本身裡實現。這句話放在歷史上，放在我們的社會中，即便放在法學教科書裡，都承受不起最粗率的檢視與質疑。何況，不論法律作為最後的裁決者是否正當，在司法體系啟動前，爭議兩造的協商與衝突還會少嗎？而這種折衝是兩造各憑擁有的社會力(或文化資本、政治資本、經濟資本)較量的結果，擺不平才會上法院相見。

從這點認識出發，便不難理解為何假扣押沒有進入司法判決的程序，因為根本沒有必要，因為鴻海與工商社方已經在較量各自的資本後，取得了共識。曠文琪會挨告，不過是鴻海在與工商談判時，用來證明自己實力的一種手段(增加談判籌碼)，是鴻海與工商(或廣義的新聞媒體)談判對峙過程中的插曲，而真正的結果早在年底事件爆發前就以談定，也就是鴻海與工商的和議。和議既定，則曠的官司根本無關緊要。所以工商與鴻海十二月二十日的聯合聲明，理所當然；鴻海徹銷告訴，不過是丟掉雞肋那般簡單。

所以，此次事件拖過半年才被踢爆，而曠文琪遭扣薪扣房產卻能異常的低調，只能從鴻海工商兩造合力彌平衝突的操作去理解，所以我們亦同意楊文中「此事件不過是消息來源與媒體之共生關係下，互利互動過程中產生摩擦而擺不平，暫且犧牲記者的一段插曲。」的說法。假如，曠文琪堅持法令訴訟再進行下去直至判決出來，則無論輸贏，對工商、對鴻海、甚至是對曠而言，恐怕都不會是好事。理解這些前提與結論，我們豈可在真空中主張「一切爭議可交由司法解決」進而怪罪曠文琪的被動？又我們可知曠在司法領域的被動會不會是在被迫的主動選擇？這個時候把責難集中在記者身上，恐怕是把記者當作是在結構中自由來去的超人，不僅無助透視事件本質，更使行動力麻痺。

回到根本來看，若非鴻海提起告訴，整件事情也就無由發生，司法在其中的角色是促成因子(或中介變項)，而非始作俑者，因此記協的抗議直指鴻海，理至易明。連署聲援者的抗議直指鴻海，理至易明。此時記協作為代表新聞工作者的專業組織，對立面是提起告訴的鴻海與日後可能有樣學樣的的其它企業(如同楊文意識到的)，總不會在事件火熱當下對自己人開檢討大會，徒然分散火力甚至引起內鬨。相信這是發動社會運動的基本認識與原則。

然而楊對記協的批判，或有可觀之處。我們亦同意記協作為專業組織，若空講新聞自由與專業，易使散沙般的新聞工作者在資方的壓迫下置身險境。新聞自由的界線與價值，甚至是支持新聞自由的客觀中立意理，也都有再思考與澄清的必要。楊已從媒體亂象的反面指出思考與澄清的必要性，如前文提過，這是人盡可指的問題。若不想在原地打轉，進一步要作的功課是回答：新聞自由需要被徹底否定嗎？若是，新聞自由在當代社會自有功能，則「功能替代」項為何呢？若否，則新聞自由如何透過辯證而積極揚棄呢？

我們要問的正是，懷疑論者的姿態，能對於新聞工作者的新聞自由保障有何幫助？倘若我們對於新聞自由未經過積極辯證便進行否定，並過於抬舉新聞專業在操作上（如查證）的無上地位，反而易落入專業主義至上的迷思，而我們應思考的是，難道充分合理亳無缺失的查證動作，就能使記者完全免於資本家的迫害嗎？這未免將新聞置於社會真空下，而忽略其中的權力關係。事實上，新聞自由與新聞專業兩者對新聞工作而言皆具內在價值且相輔相成，換言之，若欲稍加分類，前者對新聞工作而言偏向外部的理念層次，後者偏向內部的技術層次，無論就新聞理論或實務而言，並非獨尊一方即可讓新聞自主權有所保障。學過新聞學與新聞史的人都知道，如果僅將新聞視為一種專業技術，那也不免太輕視新聞（自由）在社會、歷史與文化中的特殊價值與意涵。

如前所述，我們認為，與鴻海共謀者是工商社方，他們是利益相同的階級；而不是在火線上衝鋒的記者，是與其利益對立的階級。所以批判火力不可放過工商(這亦是楊的回應中同意的)，但也要僅慎地處理與抉擇其中的利害關係。釐清此點，發為行動，才能反轉被倒置（甚至被輕視）的新聞自由，相信這也是楊會同意的。

總之，經由此事件，我們同意記協的角色與功能必須重新檢視，但並不認同用廉價的懷疑方式來否證新聞工作自主權，更何況這可以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散彈式地反思，雖可質疑各方角色，但也易模糊在討論問題時的焦點，例如在曠這個案例中，我們要討論的是記協角色，或企業與媒體的互動的問題？這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或者我們應自問，當務之急，那一個問題比較重要？

『五十步笑百步』
黃淑芬（中正大學電訊傳播所）

猶記得筆者第一次有選舉權的時候，滿心歡喜的到了某位候選人的政見發表會，希望藉此機會評斷該位候選人是否適任，孰知該候選人僅隨意地提了幾點空泛的政見支票之後，話鋒隨即一轉，批評在位者的腐敗無能及攻擊它黨幾位參選人，過程中不但加油添醋，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說起自己心酸的參選歷程，接近尾聲時，更派出身後那位偉大的女性幫忙拉票，總之好像不選該候選人就違背自己的良心，想當然爾，諸多政見早就被拋到九霄雲外了。之後去過其他候選人的幾場政見發表會，我才發現這種模式已是常態，不論哪一黨都不例外，是故筆者只好無奈地放棄了第一次投票的權利，因為根本不知道該投給誰才不會愧對鄉親父老。

經過幾年的觀察，筆者發現每回到了選舉，政見發表似乎早已不是重心，公民教育中提及的「選賢與能」已成為空喊的口號，甚至已經消失殆盡，筆者以為造成這種謾罵的選舉文化/口水文化，候選人固然該負起自我要求的責任，但大眾媒體亦難辭其咎，因為未善盡督促之責。

長久以來，媒體總是透過議題建構，即「符號環境的建構」過程，傳遞議題先後順序的印象，以及提供選民關於議題和問題的選擇性，然而實際上媒體不可能獨立於政治系統外，於是過程中有各種交互作用存在，以選舉為例，可分成下列幾個步驟：

首先，媒體將某些事件加以發掘、報導，並以程度不等的報導強調事件中的活動、團體、人物。媒介這種初步的強調意在影響選民的注意力，以及言談的內容。接著，媒體「框架」出新聞事件的意義網路，它將這些被注意的事件整理，貼上標籤，把事件和某些問題或公眾的關懷連結在一起，以措詞（媒體框架出的觀點）試圖影響公眾對事件的理解。

再者，媒體把複雜的新聞事件、政治話題，用簡單明瞭的「次級象徵符號」加以表達，並且炒作政黨色彩明顯的議題，使議題更具爭議性，試圖挑起選民的情緒，為選情加溫，製造衝突性。

這時本來未報導的其他媒體開始加入報導，大量報導的情形形成「溢散效果」，使議題逐漸形成政策議題。

最後代表各種立場和利益的發言人或專家名人，開始加入談話，並出現在媒體上，使得議題建構的過程加速。

結果當然是媒體再度成功吸引了閱聽眾的注意力，但原本屬於公共論壇的媒介場域卻被政治化，加上商品邏輯大量滲入，?了收視率，媒體越來越偏好衝突性高、富戲劇性的新聞議題，最終各種聲音能進入造成激盪的場域必定會消失，而媒體也將喪失公共論壇的公器角色。

當媒介以開放、自由和多元的方式組成時，它被視為公民社會裡最重要的中介機構，目的在提供一種自主與開放的公共論壇（public forum），讓閱聽人在這個領域中廣泛的接近與取得和公共利益相關的資訊，以形成民意或共識的生活領域。但照目前的情況看來，媒體商業化消除了應具有的公共批判功能，公共領域精神已然喪失，即使媒體環境看來似乎已多元化，然傳播結構裡的公益考量還是受制於私人，多元性仍未升高，媒體仍舊無法發揮「守門」（watchdog）的功能，針對候選人進行政見的監督（不論是選舉前或選舉後），適時表達批判性的觀點，以刺激民主制度的健全發展。

這樣看來，當媒體在嘲諷某些政治人物總是善於製造選舉議題時，豈無五十步笑百步之虞？

我家看不到中天　看得到頻道閒置節目內容
溫典寰（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所研究生）

筆者因求學緣故暫居南部。自從2005年第一天有線電視頻道大搬風，幾台常看的節目消失了。

「新聞局廣電處說，預計3個月後，定頻才會全面上軌道，因系統業者合約關係，無法立即移頻。」此為新聞報導，不過，試問已繳錢的民眾權益在那裡？若未上軌道，為何要趕在元旦當天執行？

調閱了北及南部兩區的部份有線電視頻道業者之頻道表，發現南北頻道不一（除了公益與闔家觀賞的頻段外），或許這是新聞局沒在26頻道後規範定頻的頻道，但亦無妨，因「有線電視頻道規劃與管理原則」裡，看到的只是「為提升有線電視之節目品質，提供民眾適闔家觀賞的頻段…特訂定本原則」，似乎，新聞局只針對第2至25頻道強制規範而已。

筆者特對此一「原則」模糊地帶提出疑慮：

一、頻道的定義
新聞局除了訂定新聞、購物、財經、電影、宗教…等類型的頻道區塊，但大愛、好消息、人間衛視等三宗教台是被放置在民間公益頻道中，此規範中的「民間公益」雖然已定義為「不以商業利益為經營目標，節目符合公益性、藝文性及社教性的普級節目，且製播者公益服務績效卓著者」，但仍難以釐清此三台的節目定位。

難道新聞局拿碼表在節目中監視民間公益頻道，每周是否低於15小時的宗教性節目，且這些頻道定頻過程是如何篩選，新聞局有公開評定過程嗎？
矛盾的是，在一百以上的頻道處，也有宗教頻道區塊，試問，為何定規範時，還特訂民間公益頻道「宗教性節目每週不超過15小時」，似乎是大愛與人間衛視條款。

另有報導指出，第七及第九頻道（或第八及第十，依地區不同）是民間公益頻道，但這兩頻道皆已置入大愛與人間衛視，不過報紙卻指出，「好消息」為民間公益頻道，試問，三個頻道業者搶兩個頻道，又該如何決定誰入選呢？

另外，若假設未來還有新申請為公益頻道的頻道供應者，但公益頻道已額滿，試問，政府要如何「塞」進已規劃2至25頻道為公益及闔家觀賞的頻段中？

而第4頻道是優質自製頻道，但筆者以為，規範中規定應符合地方特色與當地民眾利益及需求的普及節目，且節目內容需提供當地民眾知識、教育、娛樂與資訊等規定，但新聞局已調查各系統業者播放的自製頻道是否有符合上述原則嗎？

二、似頻道閒置
可能正如廣電處以為的簽約問題而使原本頻道消失，但嘉義看不見中天台是事實，班上同學轉到規定第2頻道－頻道表，果真中天台完全消失，離譜的是，當搖控器轉來轉去發現，100頻道有4個頻道是一模一樣的地方民俗歌唱台，讓人頗有頻道嚴重閒置的感受（這邊提的閒置並非是沒播放節目，而是浪費頻道資源）。

筆者以為，政府整頓有線電視頻道，提升有線電視品質，所以開闢公益與闔家收視頻道，深覺政府規劃有線電視的頻道屬性類型區塊，使閱聽眾不用擔心頻道又被更換到那裡，也可很快的找到同屬性的頻道與節目內容，此美意值得鼓掌。

但也希望政府在採納新規範時，有完善的過渡條款，防範系統業者趁此偷渡。且對於頻道定頻後的後續問題是否也要考慮：如公益與闔家頻道只到25台，如果未來有新的同類型加入或現有頻道申請加入公益頻道，是否要考慮頻道設置問題。甚至，應要建立篩選機制，現有公益與闔家觀賞頻道需接受評鑑，以免對其他頻道有失公允（頻道數較前面）。雖政府在管理原則裡談及「作為營運許可證換發之裁量」，但有線電視廣播法第35條提到，系統經營者之營運許可有效期間為「9年」，是否處罰形同虛設，仍有待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