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邱小妹妹，市議員哭了，全力坐鎮處理的馬市長也哭了！前衛生局長張珩帶著仁愛醫院兩位「罪大惡極」的醫師當眾鞠躬道歉，他說：「一切都是醫德出了問題。」這真是活像一齣俗濫的倫理親情八點檔肥皂劇！集體共犯結構被化約為兩位醫師的醫德問題，醫療體制資本化被刻意忽略不談，而官僚化的醫療資本代言人其實只是為了自保，以及保證事情不再向上發展，以免危害了馬市長的大好政治前途。

林致男醫師的一句經典名言：「以前都這樣，這次為什麼不可以？」（指可以不必親自看診就作出轉院決定）觸犯了眾怒；隨後又爆出，如果仁愛醫院努力協調還是可以調得到病床，邱小妹妹也不必因此被遠送台中；這時林醫師又語出驚人，無辜地說：「我以為她只是要被送到桃園！」

其實林醫師實在是一隻不諳政治語彙而誤入媒體叢林的小白兔，他的前一句話，赤裸道出白色巨塔內醫療菁英的優越心態以及草菅人命的普遍現實—別人也這樣，為什麼我就會出事？後一句名言，則更明白指出因為怕麻煩而拒收重症急診病患的，不只是仁愛醫院，而是從台北到台中之間所有的醫療機構。這難道不是醫療菁英們積重難返的集體共犯結構使然？該反省的又何止林醫師一人？

其次，從媒體到馬團隊，刻意的把整件事情限縮在醫師的醫德問題上，一種可能是先天性見樹不見林的思考習慣，另一種則是基於政治性的危機處理，避免事態繼續向上發展。

原台北市衛生局局長張珩在事發後轉任市立聯合醫院總院長，市立醫院出現了集體反彈，他們認為，張珩忽略了市立醫院應該作為社區型醫院的本質，反而堅持要作大作強，把所有的醫院統合為醫學中心，根本是為個人利益及名位考慮！

此一重要訊息，其實點出了當今醫療資本財團化壟斷的可怖。作為政府預算所支持的市立醫院體系，本該堅持公共醫療體系的特殊性，國家之所以支持，就是為了要抗衡醫療機構商品化財團化的弊病。如今馬團隊反其道而行，新光醫院出身的衛生局長張珩所作的改革，乃是進一步將公共醫療偷渡為商品醫療，將市立醫院體系搞成一個為資本服務的怪獸--講求效率、競爭、利潤。

果真如此，那我們乾脆主張市立醫院民營化，否則一個官僚資本所支持的大型醫學中心，非但沒有民營醫院的真正「效率」，在醫學中心林立的台北市，肯定沒有「競爭力」，更作不到公共化、普及化的醫療服務，反而浪費預算，成為馬團隊卸任官員的退撫會罷了！

也因此，大家別以為市議員及馬市長的眼淚代表著清醒，事實上，如果事情就此打住，那麼這個社會的昏迷指數將只是有增無減！

雖然《家庭暴力防制法》及相關施行辦法在民國87年便已公佈，然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仍然居高不下，甚至有逐年升高的趨勢，特別是近年來有越來越多外籍配偶受到夫家極其駭人聽聞的身心凌虐，令人懷疑究竟立法和執行之間為何出現如此大的落差。以日前發生的邱姓女童受虐案為例，女童及其母忍受邱父暴行已有數年之久，然而法律卻未能予以保護；而這樣的個案每年通報數達三萬起以上，未通報的受害者更不知凡幾，顯示僵化的法條需要尋找落實的辦法。

一言以蔽之，許多受虐家庭在忍耐許久之後才通報，或甚至不通報的原因，主要是由於經濟因素。台灣的女性勞動參與率較亞洲各國而言偏低，其中因婚育因素而離開職場的女性更是難再回到職場，造成許多受虐婦女因無法經濟獨立而必須繼續忍受丈夫的暴力行為。在爭取監護權時同樣有許多受暴婦女因經濟因素無力爭取監護權，導致孩子成為繼母親之後的受害者，卻也不見相關單位有積極處理的決心。

台北市是台灣首善之都，就業機會也居全台之首，然而婦女與兒童受虐事件仍層出不窮，實是北市府之恥。倘若馬市長真心認為台北市民是市府的小孩，便不能只是空口說白話，必須從根本解決問題，否則即使懲處了所有人員也無法保證事件不會重演。

上星期邱姓女童受父親毆打卻遭台北市各家醫院拒診一事引起各界關注，然而大多數的人都把焦點放在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的處理是否失當，而忽略了問題的根本成因，即邱父加諸其女的家庭暴力行為。我國在民間婦女團體以及數位立法委員的努力之下，不斷推動家庭暴力防制立法，順利讓《家庭暴力防制法》在民國87年制訂完成並公佈；然而由於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未能積極落實，致使此法的美意功虧一簣。

由於國人普遍有不願碰觸私領域這個約定俗成的習慣，使得左鄰右舍即使聽聞類似邱父這類行徑，也多半會選擇自掃門前雪，不會干涉別人的私事。在這種情況下，社福機構以及社工人員要花費許多人力與心血方能保護受害人。然而直接處理家暴事件的是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的社會機構資源非常有限，能夠分配給受虐婦女的資源更是僅佔其中極少數，亟待中央政府伸出援手。

此外，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形同虛設，則是內政部長之恥。內政部長忝為家庭暴力防治委員主任委員，卻坐視家庭暴力案件逐年攀升，甚至嘉義縣通報的家暴件數已達6年前的4倍，顯見中央督導不週。與其譴責北市府，不如先努力盡自己的職責以報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