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人球案，有如一個粽子串，牽連出台灣醫療的重重問題。

日昨最引人注意的，是輪值的神經外科主治醫師林致男承認他當時根本未探視病人，甚至連電腦斷層掃描圖片都未看過，且在急診科主任表示可臨時加添病床的建議下，仍然不肯開刀，堅持要病人轉診而罔顧病情危險；另外劉奇樺醫師也知情包庇，兩人似乎有說謊且串通造假之嫌。這個調查報告公布後，引起各界的震撼與批評，原先對兩位醫師同情者──認為他們專業的判斷即使有所疏失，也不應承受如此重大的社會批評──如今紛紛閉口或表達遺憾。

社會各界對醫療人球案高度關切並持批判態度是其來有自。台灣醫療問題弊病重重，醫療又事關民眾健康安危；人們對轉診事件的高度重視，其實是長期切身之痛的反射。另方面，醫師長期以來被視為社會菁英，收入豐厚、社會地位高；但在行醫時，又有諸多行徑與她／他們的社會形象不相稱，由於她／他們手操病患健康甚至生命安危大權，醫病關係長期得不到平等，更滋長民眾對醫師潛在的不滿。

林、劉兩位醫師的確值得非議。但是，我們要指出，還有更值得反省的面向。日昨媒體報導，林致男醫師一個月要值班15日，比正常規定的每月6、7日多了一倍；每兩天平均就要值大夜班一次，醫師自然很難對每個病人都發揮「視病如親」的精神。我們並不是在為這兩位醫師開罪，他們應負法律責任，他們醫德的欠缺該受到批評與處罰；我們要提醒的是，解決醫療問題，不能只看道德倫理，制度一樣重要。

若醫師值班真那麼吃重，顯然醫院的制度也是兇手。事實上，台灣醫療制度近10多年來越趨商品化與市場化；各醫院為求追求利潤，莫不盡力精簡人事、強化管理；主要結果就是醫師變成受雇的醫事勞工，受到資方苛刻的管理。除待遇比較高以外，他們的勞動條件受到醫院剝削與壓迫。

自由市場提倡者亞當斯密說，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可以協調商品的產量、價格與社會資源的最大化利用，因此政府不必干預，放手讓市場機制去自行運轉；可惜這隻看不見的手注意的是最大利潤，而不是對病人「視病如親」的關懷。當我們的體制以這種非人性化的法則運轉，卻要求淪為勞工的醫師具備人道關懷的品質，社會的這種要求，已經到了需要「就醫」的病態了。

戊狻e會主導勞動三法修惡，大部分的工會／工運團體群起討伐，但是來自社會其他部門的聲音卻是微乎其微，恰與台灣大約4％不到的工會組織率相映成趣。

台灣工會的組成結構依然是以國營事業為主，私營企業員工很難從具體經驗中想像「工會」是幹啥用的，就算是某幾家企業工會運作順利、會員向心力強，那也不過就是那幾家企業的員工「嚐過甜頭」，對同一產業內的勞動者，以及跨產業勞動者之間的團結而言，意義實在不大。

先前許多有識之士常言推動「社會運動型的工會組織」，立意雖佳，但台灣工運當前迫切需要的工作是釋放資源，推動私營企業工會的成立，或是健全職業工會，讓更多受雇者能進入工會的保護傘下。對工會而言，透過持續的運動方能納入新血，活化組織，讓工會更民主化，而不是理事長的一人工會。

客觀來看，大環境只會更差。企業殺伐競爭第一個就是找員工開刀，「年資無用論」、「剷除三高（年資、薪金、年齡）」、「競爭力」、「貢獻度」，哪一項不是耳熟能詳，骨子裡卻是資本家進行階級鬥爭的用語？勞動三法修惡鬥爭，是工會的最後一役，更嚴峻的形式，已悄悄到來，工會高層，你準備好了嗎？

此次勞動三法修改風波中，「民生公用事業設定罷工冷卻期」一項，最為工運界所詬病；另外，諸如資方鎖廠、爭議期間使用替代性勞動力等，幾乎可以說是為資方量身訂做的條款。被限制爭議權的工會，就算是猛虎，也被拔去了四肢虎爪，「只能看、不能用」。

沒有一個勞動者會樂意罷工，罷工代表所得暫時終止、勞資關係緊張，這對一個基層小螺絲釘而言壓力都是空前的。但是不樂意行使，並不代表著可以被剝奪。勞資協商，是資方看得起工會有實力，願意坐上談判桌，工會哪一天被修惡的勞動三法拔了牙，資方還看不看得起工會，難說！

勞資協商不是工會的目標，它只能是手段，工會要有力量，需要的還是會員能夠自我培力，以及從這個過程中培養工會組織工作，換句話說，癱瘓生產流程的實力，這是工會面對政府、面對資方的最後一把尚方寶劍，再退一步即無死所。

而面對台灣積弱不振的工會，勞委會的修法充其量只是在打預防針的動作，做給資方看的意義居多，事件的發展只能再一次說明，資方永遠是當前遊戲規則中的贏家，誰執政，都一個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