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欣聞中高齡就業者促進聯盟與失業者人權促進會代表，聯袂到衛生署抗議失業工人必須替雇主負擔保費的怪現象。對此，衛生署則以目前正在規劃中的「二代健保」搪塞，宣稱可能將考慮改由全家總所得來計費，讓低收入者少繳保費以為「改革」，而對健保第六類對象面臨失業後，其保費卻要多繳的問題，該署對之以「會再考慮」。這種回應，我們以為既屬敷衍，亦無新意。

首先，衛生署所提出的調整費率、增加部分負擔、改變給付範圍，還是改由全家總所得計算保費，都不脫在偏頗的「使用者付費」邏輯下，進行微幅調整的範圍。但今日之所以發生失業者無力負擔健保費的問題，這種片面要求勞工階級貫徹「使用者付費」的論調，正好難辭其咎。

根據現行的社會經濟模式，資產階級是最主要的勞工使用者，也是社會生產成果的享有者；所謂失業勞工，則是在資產階級占有勞動成果之際，遭其排除的勞動力，或隨時準備再度為其賣命的預備勞動力。因此，倘若全面貫徹使用者付費論，則健保費應當根據資本利得的總額，一體課徵，而勞工階級則無論在業、待業或預備就業，一律免繳。再說，這也是我國憲法明訂公共醫療制施行的基本設想。

其次，同樣按照「使用者付費」邏輯而「改良」的所謂「二代健保」，根本是在誤導大眾將健保爭議集中在收費方式、健保虧損與否的問題上，卻完全無意解決台灣醫療照護網已因全面市場化而崩壞的問題，且在「健保改革」的精緻包裝下，繼續遮掩目前醫藥體系在市場專政的形勢下，加速資本化、壟斷化，使醫療照護工作的勞動剝削更加惡化，且醫病關係與醫療照護品質已出現嚴重階級分化的問題。

就醫護品質的階級分化而言，最顯明的特徵之一，就是城鄉落差。據衛生署94年的統計資料，目前具專科醫師資格且仍在執業中的神經外科專業醫師，全國僅321位，北市就有85位，占了近1／3，卻有11個縣神經外科專業醫生不到5人。顯然，在以廣義工人階級為主的農村、山地、離島等地區，若發生類似台北市醫療人球案例，除非家屬運用財力或權勢，否則幾乎個個都將成人球。

如是，就算健保費改依總收入計算，讓低收入戶與失業者少繳一些保費，照樣救不了命。

倘若說「黑手變頭家」曾是台灣人「愛拼會贏」的見證，伴隨著貧富差距與日俱增，上一代翻身無望，只有將希望深深地埋在下一代的出人頭地。勞動者集體的虛弱無力，轉換為對子女教育的殷殷期盼，在在道出此社會高度原子化的扭曲。

換言之，此氛圍下，縱使教師組工會在國際間早已屢見不鮮，在台灣卻被家長團體視為離經叛道，而「教師組工會」與「學生受教權」就這麼勢不兩立。再者，儘管有識者呼籲，唯有在工會組織下教師勞動條件受到保障，學生良好受教權也才能真正享有，但此訴諸集體團結力量的方向，實與當下短視著眼一己利害的社會慣性思維和行為扞格不入。因為在這個社會，遇到困難第一反應，往往是找有力關係人士說項，於是經營「個人關係」遠比「集體力量」壯大要來得重要。

掌權者深諳此道自不殆言，在給予資源餵養的交換下鞏固其政治勢力，藉此取得更多資源後又拿來擴展地盤，利益交換的邏輯就這樣更深、更廣地披植下去。當大伙競相操弄此一把戲，較量關鍵就成了看誰競逐資源的手段高超。悲哀的是，當工人組織踏上此道，正是為此不義體制推波助瀾，結果只有滅頂。而教師組工會面臨的反彈聲浪，不啻是種警訊。

隨著工會法修正案的審議，教師組工會近日來爭議不斷，甚至在立院上演勞工／學生組織與家長團體的全武行。

這樣的衝突場面肯定滿足台灣媒體腥煽的重口味，因為勞工議題向來不獲媒體青睞，而這場肢體扭打的場景，倒是足足在螢幕撥放好一段時間。然而就算搶占媒體畫面，卻無助於事件本身的釐清。換句話說，至今仍處於一種各說各話的局面，家長團體直指教師組工會對學生受教權有不利的影響；而欲組織工會的教師團體，反過來則說教師組織工會，有了權利保障後，教育會更有品質。針鋒相對的論點，媒體呈現是一片壓壓烏，予人莫衷一是的無奈。

兩造對立的觀點，都建立在尚未發生事件的預測上，不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兩方出發點卻有其一致性，即著眼於「權利」兩字，不同處在於權利主體發言的位置。一方是學生的受教權，另一則是老師的工作權。話說權利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積極爭取權利應是民主發展過程中可喜可賀之事，但當兩造在過程中發生衝突，勝負取決則變成了一場「權力」之爭，當各方拉攏勢力站在與己同一陣線時，事情焦點也因此模糊。從爭取權利到權力較量，看來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仍是亟待學習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