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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5-01-25》 |
| 本期內容 | |
| ◎ 來去紫禁城 台灣獼猴選總統 | |
| ◎ 客廳幼兒園 閱讀《童年的消逝》03 | |
| ◎ 台灣立報徵文啟事 | |
| 來去紫禁城 台灣獼猴選總統 | |
| 魏宏晉（北京大學博士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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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原本希望渺茫的台海兩岸春節包機竟然成真了！在立委選舉挫敗後，形勢比人強，執政後一貫自以為是的民進黨政府也不得不因應民意，柔軟身段，在包機問題上妥協退讓。然而，牛遷到北京還是牛，餓狗改不了吃便便的惡習，民進黨執政為德不卒，慣性分化的大刀又再包機政策上一刀切，把在中國的台灣人分成台商與非台商兩群；台商可以搭直航機回家，非台商則不行，硬闖的則被威脅要被「遣返」。也就是說，在春節返鄉過節這個人權問題上，台灣人被自己的政府分成合法與非法兩邊來踐踏，手法粗魯野蠻。 大部分國人應該都還記得，民國70年代末到80年代曾經有段風起雲湧異議份子闖關返鄉的歷史，在當年國民黨違反人權的黑名單政策之前，許多民主鬥士無所懼怕地挑戰當局，掀起滔天巨浪。台獨聯盟的李憲榮、郭倍宏和現在當權的李應元，以及已經過氣的許信良、陳婉真等人，都曾經千辛萬苦突破國民黨政府黑名單封鎖，在國人支持接應下闖關回鄉，挑戰威權當局的人權枷鎖，為台灣民主進步推波助瀾。 80年代的黑名單闖關回鄉運動是多麼美好的過去呀！波瀾壯闊，為台灣靜態的假民主注入生命力。於是，當年飽受專制暴力的「民主」人士終於在21世紀執掌台灣政局。滿心期待國人起初咸信以其血淚經驗為鑑，這些民主人士一定會將台灣帶到更民主、開放與自由的境界。然而，我們好像對於「民主」有過度的期待和憧憬。 曾經受到不民主待遇的民主鬥士們掌權後，台灣的民主不僅不見大幅進步，甚至許多思惟還倒退回到戒嚴時代。新政府就像很多受暴婦女一樣，媳婦熬成婆後照樣虐待媳婦，比老國民黨還國民黨。台灣越走越保守，越來越故步自封，越來越封閉，簡直快令人窒息。到中國的非台商被列入不能搭特定班機返國的「黑名單」；大陸配偶在台的公民權被無理剝奪；不承認台灣學生留學中國的學歷……，這些無不說明台灣政府把台灣越做越小，一刀一刀切下去把台灣「純粹化」的企圖，到後來是把台灣肢解分割成更多一片片碎裂的標籤，愛台灣、不愛台灣的分化，只證明了政客的愚蠢和奇想是多麼的叫人不可思議！ 這次的春節包機問題，點燃了被分化的台灣人的怒火，傷口之前還只隱隱作痛，可現在已經達到迸裂的臨界點。留學中國的台灣人在長期被歧視、不被承認學歷的壓力下已經很不爽了，現在連回家都成問題，這樣的政府不是欺人太甚，還能是什麼呢？我們的陸委會談有關台灣學生希望在中國搭包機回家過年的問題時，不耐煩地說：「希望各界不要再有不同意見，致使政策執行旁生枝節。」原來我們的民主發展已經走回到「不要再有不同意見」的地步；而台灣學生已經不被視為完整的台灣人，而只是旁生的「枝節」。這種政府還敢侈言民主，誇稱進步，簡直匪夷所思。 自從2000年執政黨換人後，整個台灣陷入泛政治化的歇斯底里中，至今無法恢復。看看我們的政府都在做些什麼？ 中央政府忙著分什麼人愛台灣什麼人不愛台灣；地方政府忙著打中央政府，天天想著「換我做做看」的美夢；於是，不分中央地方，領導階層爭功諉過，整個國家癱瘓了，人民不知所措。 台海春節包機限定了台灣人作為台灣人的資格！政府振振有詞，一切都是配合政策，為了國家安全。只要政府方便、好看，人民則是不必考慮的小數點之後零頭。 台北市邱小妹妹人球事件，台北市政府雖然不甘不願地認錯，但是還是不忘推諉。台北市長說：「80％是施暴父親的錯，20％才是社會的錯。」台北市醫師懲戒委員會主委葉金川扯得更遠，竟指是不負責任醫師的老師錯；醫院說是制度的問題……，當時邱小妹妹幾乎已經確定腦死了，竟然大家都沒錯！到底為什麼她不能被及時救活？誰該賠這條命？竟然沒有人可以承擔責任！不可思議！不可思議！ 小國寡民的台灣，政治千絲萬縷，談權力、爭取自己的公平正義時，政客們勇往直前，一點也不氣喘心虛。為了所謂總統選舉真相，320真相調查會可以弄出一份天馬行空的「真相報告」，推演出「選舉操作」的結論。為什麼這樣維護政治正確「突破性」的思維，就是無法出現在有助國家進步的現實中呢？讓台海立刻直航，所有海外台灣人都可以正正當當迅速回家過年！給醫院有不能死人的壓力，所有台灣之子都可以得到生命安全保障，沒有人會因制度和環境的推托而冤死！ 台灣的政客到底除了上電視演戲外，還有什麼治國招數？以其顢頇、無知和無能，我們實在不知道把權力交付到這批人手上的國家，還有什麼希望前途可言？平心而論，以台灣政客群如此的表現和成績，實在看不出換隻台灣獼猴來代替會讓事情更糟。也許我們很快就要面臨台灣獼猴競選總統的局面了，因為我們發現幾年後「台灣人」的標準已經迷茫，被切濫的台灣族群，已經純粹到沒有真正的「台灣人」，也就沒有可以當總統的人選了；我們也發現職業政客們的腦子裡只有政治利益的思維，除了上電視表演外，其他能力一概喪失，最後只剩台灣獼猴最愛台灣、最本土，甚至表演能力比人強。所以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從中擇一來領導台灣。雖然有人還是很難抉擇這票怎麼投，但不管哪一隻選上總會比人好，我們的明天都會更燦爛！有隻台灣獼猴總統，台灣人！福氣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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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客廳幼兒園 閱讀《童年的消逝》03 | |
| 宋嘉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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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在NeilPostman看來，說不定改成「文字就是力量」還來得更貼切一點。在所有有文字的文明裏，能認得那些符號的人（也就是能識字、讀書的人）總是能在那個社會裏掌有一定程度的權力。這在古代尤然。從古埃及時代的祭司到中古世紀的僧侶，能解讀那些線條和圖形所構成的符碼，就能知道過去所有一切歷史及祕密，進而通曉現世、預測未來。這些識字的人即因此能在入世生活（政治領域）及出世生活（宗教精神領域）裏享有至高無上的解釋權與統治權。因此，以識字與否和識字程度的多寡，作為區分概念上的兒童與大人的標準，是一把繼色情、暴力、疾病、死亡、悲劇等之後再好不過的量尺。能讀書寫字代表一個人在思想上的趨於成熟；不會讀書寫字，即使生理上已經是個大人了，知識上可能還是個侏儒、是幼稚的孩童。 拿識字與否作為將兒童劃分出去的刀斧，讀者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很難捕捉這種想像。這是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文明已經是個高度識字的文明（按照NeilPostman的說法，現在的我們不折不扣是個「大眾識字文化」，socialliteracy），生活周遭到處都是文字記號，而且許多人都從小就開始認字習字，我們已經太習慣與文字共處，以致於很難去體會在一個只有少數人懂得辨認符號、而絕大多數人都是文盲的世界裏生活（也就是所謂的「專家識字文化」，craftliteracy）會是個什麼樣子。但這竟然是童年概念得以產生的必要條件！ 在這裡，我們必須要分成兩條線來說明。 首先，識字與否，和情色與否、暴力與否這些東西一樣，有一個共通性，就是它們都牽涉到某種自我限制能力，也就是讓理性來控制感性的能力。在前者，也就是識字的部份，它需要的是乖乖在椅子上坐好、安安靜靜集中精神，讓具有活動性的身軀臣服在意志之下，讓大腦來運轉；在後者，它需要的是人類對各種慾望與衝動的控制與壓抑，而兩者都需要有「羞恥心」來作為自我約束的內在道德基礎。也就是說，當某些人達不到某種要求時，他必須主動地、自動地在心裏感到愧疚、對不起，而自我管制以後絕不再犯（錯）、要做得對、做得更好以達到標準。如果沒有這種主動認錯的心理素質，前面所說的所有一切都無法成立。因為整個社會要浪費太大的成本來消極地進行監督管控，積極面的自我學習和文明不可能大幅進步。 在兒童的概念尚未鞏固的時代，古典時期的羅馬人即企圖將羞恥的概念與成長中的兒童結合起來。比如當時的修辭學家Quintilian就認為，成人在兒童面前應當絕口不談所有對性的慾望或趨力，因為這是種「兒童不宜」的事情。這種保護兒童的想法是在童年概念發展上很關鍵的一步，可以說，如果沒有「兒童需要保護」的想法，我們根本不會有把兒童或童年這個概念特別獨立出來的需要。有了性衝動以後的那些人（也就是青春期以後的人），應當將自己的某些行為關在門後面來表現，以保護那些還沒有能力產生性衝動的人（兒童），兒童如果撞見，應該因為感到害「羞」而趕快迴避，而那些沒將門關緊的人，也應該對自己的行為感到可「恥」。羞恥心，正是人類文明賴以建立的基礎，古今中外皆然。3百年後，開始有禁止屠殺嬰兒的法律出現，顯示出應當受到保護的兒童（和年齡更小的嬰兒）需要有更基本的生存權。這些羞恥、克制、和保護的概念都是孕育出童年概念的必要成份。正如Postman所說的：「羞恥心是一個人克服衝動的一種內在心裡機制，禮節則是類似的形諸於外的社會行為機制，或許還可以比喻為一種社交上的識字能力。識字與禮節，兩者要求身體由心來控制，皆代表長時期的學習過程，也需要成人教導。『識字能力』創造一種認知結構順序，『達禮能力』則代表另一種社會能力的結構順序，兒童必須先具備識字能力與了解社會禮節，才能成為大人。」總而言之，人類愈理性，兒童與成人的世界就分得愈開。 其次，我們還必須接受一個觀點，這個觀點是Postman在書裡花了大篇幅反覆說明的一個關鍵──不同的傳播技術會對人產生不同的思考模式與心理影響。他把傳播技術分為口語傳播、文字出版和電子影像3種，而這3種技術剛好分別對應了中古世紀、文藝復興、和電視革命3段不同歷史時期，而且各有不同的傳播工具做代表：人身口耳、活版印刷術、和電報電視等電子媒體。而傳播科技的改變會帶來3種後果：第一、改變一般人的興趣結構（人們所關切的事）；第二、改變象徵的工具（人們用來思考的工具）；第三、改變社群的本質（思想起源的地方）。 簡單來說，當一般人的資訊取得主要是依賴口耳相傳，而不是形諸文字、透過寫作和出版來學習的時候，人類的自我意識不可能有大幅度的成長。這是因為在口語溝通的文化底下，訊息所傳達的對象都是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活生生的個人，很難一次對多人傳播（相較於出版來說）；訊息傳遞的速度也很慢，只能以人體所及的速度來傳播；資訊不充分、來源很閉塞的情況下，人的思考能力有限，無法進行太抽象的思維活動，他們所關切的多半是些此時此地與自身有關的事，無法進入一種捉摸不到、抽象的知識世界，而主要是活在感官經驗世界中。他們之中即使有人懂得書寫，也只是用手抄寫。用手稿來抄寫的速度很慢，而且不容易有創見，因此無法誕生出「作者」的概念（只有臨帖人、整理者的程度，最多也只到評論者而已），這些都無法在知識上產生個人主義，也就是自我概念。 而自我意識的增長是童年概念得以開花結果的必要的種子，也就是說，我們必須首先相信「每個人」都很重要，每個個體，不管她多卑微、多渺小、多虛弱、多「對社會沒有貢獻」，都有存在的意義與價值（Postman舉的例子是甚至連早夭的嬰兒都該有個名字被刻在父母墳上），而不只是大機器底下的一根無名螺絲釘時，我們才有可能去接受兒童是一個獨立概念的可能。沒有「作者」的概念，就是欠缺智慧財產保護的想法，當然也很難同時孕育出保護兒童、保護弱勢的觀念。 在依賴口語溝通的文盲世界中，年輕和年老的人都是文盲，只能盲目接受少數人的威權領導，他們的工作侷限在身旁，受此時此地所支配，祕密有限，無須嚴格地區兒童與大人，因此成人概念並不存在，遑論兒童。在這種社會裏，缺乏醞釀當代兒童觀的智性條件，對他們來講，對人的有意義區分不是按年齡或智慧，職業或家戶單位可能是更有意義的分類標準。 而印刷術改變了一切。（下週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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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台灣立報徵文啟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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