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幾乎是與生俱來的、具有一種質樸的公平感，或許小學教師們可以試著在班上問問所有學生：「你們覺得班上第一名值不值得尊敬？」大概所有小學生的回答都會是肯定的；但是換個方式問：「如果第一名的同學是靠著全校老師給他所有的幫助，而你們沒有得到任何幫助，這樣的第一名你們覺得好不好？」這回，恐怕所有的小學生都會異口同聲的大喊：「那不公平！」

是的，多麼顯而易見的不公平。但是成人世界的特徵之一，就是以各式的欺瞞詭論來掩飾各樣的不公平。或許會有滿口複雜概念、數字的學者與官員（或二者之綜合體：學官）用一種鄙夷的態度辯稱：這事情哪有那麼簡單！是的，事情或許不簡單，但是最終的結果卻可以是簡單的，而且這樣一個問題不能迴避：一流大學為了誰？有利誰？

社會的優勢階級最擅長的把戲之一，就是將自己的特殊利益偽裝成全體的普遍利益，這讓我們不能掉以輕心，必須時刻問著「為了誰？」「誰得利？」。同樣的，拿整體國家資源補助少數幾所大學「成為世界一流大學」，這類的問題就更值得我們追問。

同時，光是追問「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有利誰？」還不夠，我們應當更進一步的要求從制度上落實利益最終的下放，例如，以過去師範院校和目前軍校仍存在的，這類享有公共資源（如公費讀書）的受用者，應當負有何種的、多大程度的與多長期間的社會義務，將其得自公共資源挹注所獲得的好處，真正的社會化，而不致僅僅成為個人牟取私利的資產？或者，至少也該從消極面來防範，例如，這筆龐大的公共資源投入後，是否真的造就了世界一流大學？如果沒有，誰又該負起責任？

耗用龐大公共資源卻化為個人私利的例子比比皆是，前陣子終於被呂副總統點名批判的高科技產業，就是台灣的經典範例。更有意思的是，從1980年代以來，推動拉美國家高等教育市場化不遺餘力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其目地是為了促使這些向國際貨幣基金（IMF）借貸的國家，能因減少公共支出而還得起外債；自2000年開始，世銀卻又向拉美國家宣說高等教育是國家的責任。這種轉變看似奇怪，其實是一貫的有利於美國等先進國，因為這些先進國為了減少高等教育支出、卻又同時必須擁有足夠的知識人才可以利用，於是便意圖將拉美等第三世界國家轉變為他們的人力資源育成中心，如此便能一舉兩得。這樣看起來，我們真的還不能不問：搞一、兩所世界一流大學，到底是為了誰、有利於誰？

發展國際一流大學的計畫，涉及數百億元的稅款運用，卻只見一些關於分配是否平均、經費是否足夠養出真正一流大學等問題的討論，卻完全不見這些學術菁英提出什麼深刻的見解與分析。如此，沾染了一身銅臭味還不打緊，被人看破知識水平不過如此，晦澀高深的學術行頭被人拆穿，那才真是不妙。

一句話，要發展的究竟是哪種標準下的一流大學？要知道，知識具有階級性，絕不是中性的東西。美國的國際戰略學者也許擁有「一流」的文憑，但在被美國侵略、鎮壓的拉丁美洲工人看來，那張文憑只是帝國主義的下流證書。台灣農政、財經單位的官員個個受教於國際一流大學，但他們制定出來的政策卻使台灣農村解體，農民破產，農業凋零。就算不論階級，「一流」的標籤也不是「國際」公訂的，而首先是歐美日等強權國依其知識典範劃定，貶抑了其他國家的知識傳統。更有甚者，「國際一流」的評鑑有時不過是某些公司訂立的商業排名，完全不反映各種知識的價值。

因此，追求一流可以，但要說清楚，要發展的究竟是哪種標準下的一流？如果學術菁英與官員們連這個簡單的問題都無法回答，那我們就不能不懷疑它可能會是極其有害的「一流」，甚至下流。

近來引起各大學領導人議論的「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似乎以政府加大經費大餅而暫時告終。不過，雖然事關數百億的龐大國家預算，整個爭議卻多圍繞著經費是否足夠、應該集中幾所大學進行「拔尖」等問題，卻較少論及教育與整個國家發展的關係，殊為可惜。

有許多人以為，教育是一個社會向上提升的關鍵發動機，以為教育得當國家就會提升，人們對名師、名校的盲目崇拜多由此而來，也因此出現了「積極培植一流大學」這種計畫，似乎有了一流大學，整個國家就往前邁進了一大步。然而，70年代以來的教育社會學研究卻告訴我們，學生未來的成就多半與教育過程本身關係不大，倒是跟學生自己的社會背景直接相關；擴大而言，一個社會的發展表現，也主要是其他政治經濟條件決定的，教育本身反倒是被決定的。

試想，一個經濟力量衰弱的國家，她的經濟學研究能好到哪裡去？一個無法發展核武、化武的國家，她的相關科技研究水平也就可想而知。換句話說，大學要一流，前提是國家要一流。哈佛、麻省理工之所以一流，是因為美國是一流的國家，為各方面知識的發展提供了無與倫比的條件。至於我們台灣……唉，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