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布希第二次宣誓就任美國總統不久，傳來美國大企業兼併的大消息。兩家生產家庭用品的超大型企業：普羅克特與甘博（Procter & Gamble，簡稱P&G）宣布即將併購吉列（Gillette），同時美國電信大公司SBC也要購買AT&T。

P&G年營業額高達5百多億美元，純利潤達65億美元；吉列的營業額也有90多億美元，純利潤近14億美元。P&G的產品包括各式清潔用品、化妝品、藥品、嬰兒用品等；吉列除刮鬍刀外，還有許多男士用品、口腔用品甚至電池（金頂電池）。值得注意的是，兩者合併主要目的並非與同業競爭，而是對抗零售業──特別是連鎖百貨鉅子渥瑪（Wal-Mat）──殺價的壓力。近年來，美國一些百貨公司大舉進軍國際市場，銷售額之巨大讓零售百貨公司向製造商大幅度殺價；於是製造業聯合起來──以大對大，力圖保護他們的利潤。

SBC購買AT&T則反映了電信企業的詭異多變。1884年AT&T還是美國最大企業。由於太大，受到美國聯邦政府反托拉斯法的控訴，被迫肢解為三大塊：短程電話公司、長途電話公司及電信設備研發與製造公司；短程電話公司又按美國地區分為7個獨立公司；但這一分為九的結局卻大不相同。研發與製造部門的貝爾實驗室（包括原為製造部門的西方電器），由於未適應科技迅速變化、競爭激烈的環境，經理部門對發展趨勢的評估失誤，公司虧損連連，已近破產邊緣。長途電話公司則沿用原來AT&T的名稱，本是肢解後最大的一塊；近10多年來電腦網路的興起，長途電話的消費需求日益萎縮。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從1995年到2004年，美國每位消費者長途電話費支出少了近2／3，不問可知，以長途電話為主業務的AT&T命運如何了。短途電話公司在各地區都是獨門生意，倒是蓬勃成長，並相互併購成了4大公司，其中之一的SBC其營業額已較AT&T多了1／3；於是就發生「子公司要併購母公司」的奇特現象。

19世紀末為減少高度壟斷造成的傷害，美國國會通過反托拉斯法案。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使美國採用政府干預的凱因斯經濟政策，企業兼併受到一定程度限制。但自從1980年代雷根新自由主義政策推行以來，大企業的兼併再度盛行，資本主義的壟斷規模更上一層樓。相較於19世紀的壟斷現象，這一波壟斷是在全球化新浪潮下發展；它不僅資產更加龐大，而且影響遍及全球。若說，19世紀的壟斷是以民族國家為範圍，今日的現象則是全球化下的壟斷，影響絕不會侷限於個別國家。

即使你再不願意，都必須同意，台灣的工會運動存在著國、私營工會的差異。與全球化接軌程度高的私營企業，某些方面得自於工人可以分潤，再加上階級意識淡薄，普遍不存在工會組織；其他產業不是風雨飄搖，就是早已引進大批外勞，工會經營固然艱辛，但十分瞭解勞資關係並不存在任何模糊的空間，全然是「一刀切」。

相對於大部分私營企業，國營事業不是專賣就是某種形式的獨占，「勞工兼具公務員身分」是常態，勞動條件與待遇均有法律保障之外，「資方」也不似將本求利的業者鴨霸，「協商」成為國營事業工會的顯學。在臣服「民營化是既定政策」的前提下，篤信協商的「前」國營事業工會，在「後民營化」時代恐怕是兵敗如山倒。

很不幸的是，動員工人階級的力量並非當前工會運動的主要工作。弔詭的地方在於，即便勞工面對的是變遷劇烈的經濟與政治大環境，工會認為所謂的全球化，是科技變遷與組織改造下的必然，而非有意識的策略、新權力與新階級關係下的結果。

面對私有化，拖延；面對外包，冷漠；面對政府，低頭。如是工會，永不會是被壓迫人民求解放的一股力量，恰恰是民主、公正與平等的台灣進步勢力出現的大敵。

「黑金教父」阿輝伯在寶島魅力不減，即便卸下總統職位已有5個寒暑，依然動見觀瞻。不諱言，阿輝伯在主政12年間，本地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力扶搖直上，「財團」二字，在庶民政治上似乎成為某種程度上的污點，但仍不減損「台灣國國父」的威名，民眾如何取捨，的確是必須進行社會調查的重點。

準此，必須強調不是尾巴主義在作祟，而是必須探求「反財團」在國公營企業「反對」或「拖延」民營化問題中，究竟能不能與社會進行對話的問題。擺明講，國內百大企業的條件、待遇與各項福利，硬是要比各個中小企業強上數倍：過年有年終、績效有獎金、要休假有休假、加班還有加班費，進財團企業工作，到底哪一點不好來了？說得更坦白點，單單談「反財團化」，完全是與社會現實脫節，且極易被外界認為是金飯碗捧久了、不耐競爭使然，目的僅在利用國家稅金行自我圖利之實。

問題出在哪兒？第一、「反財團」是政治語言，既然是政治語言就必須有政治上的行動與其配合；很抱歉，工會清一色是只要依附、排斥獨立的「國親民進黨」，各為主子跟前的馬前卒；第二、忽視私營企業工人組織工會的需要，即使得道了也無法多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