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大學學科能力測驗結束後，如同往年一般，又有一些試題存有疑義，並引發是否送分的爭議。由於考生眾多、考題有限，因此僅僅一、兩題可能就會造成一到兩級分的差異，而使得有希望錄取的志願產生重大變化。不僅學測如此，7月的大學指定考科考試，也都存在著這樣的問題，因此，每年無論是學測或是指考結束後，老師、學生、家長、補習班以及大考中心，總是會為一、兩題存有爭議性的試題，鬧得不可開交。

為什麼大家會對此錙銖必較？甚至把一個題目鑽到牛角尖上、還摳起每個用字的「弦外之音」，這和知識的性質實在相去太遠。然而，若一個題目是否計分，所引發的後續效應難以估量，一到兩級分的差距使得排序大變，進而造成錄取校系不同，不同校系所具有的資源差異，將造成未來受教結果的差異，並影響各自未來的發展路徑……那麼，我們就不難理解所有與學測相關的人們，為什麼每年總是為了一、兩個試題爭破腦袋。

所以，問題就在於，目前在我們高教體系中，由於資源分配的嚴重不均，使得每一校系間都存在著實質上的重大差異，同時這些差異對入學生在受教品質與未來發展上具有關鍵作用，因此造成這種後果。換個方式說，若幾個級分的差異，即使考生所錄取的校系不同，但對其受教結果的影響並不大，亦即，其都能接受到良好品質的教學，那麼，這種每年一再上演的、為了一、兩題而斤斤計較的狀況，就將不再存在。

當然，避免考題的細小爭議並不是問題重點，問題的關鍵在於，如果校系在排行上僅僅因為相近順序上的前後不同，而真實的存在著教育結果的差異，那麼，這樣一種教育結構是有問題的，它將加劇競爭的焦慮，當然，也因此將使得任何的教改措施都成為空談。然而，我們並不是主張各校系之間不應存在差異，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各校系間的差異應該是特質上的不同，而並非僅是排行上的差異。

然而，我們的教育主管當局卻不斷造就著，因為資源分配不均而產生的排行差異，最近高教司一再堅持的10年1,200億元預算將只集中分配給一、兩所大學，就是一個顯然將加重這一問題的做法。台灣高等教育的「既患寡、又患不均」的情況，恐怕將是難以解決的難題了。

謝長廷接任閣揆，提出了「經濟─生態─社會福利的等邊三角形」之說，強調這三者必須保持等距平衡，才能共同發展。這種說法聽來四平八穩，但恐怕暗藏不少玄機。

首先，為什麼是這三個課題而不是其他？尤其是，很多重大議題根本無法用這種三分法來定位，比如當前爭議中的租稅上的公平正義。其次，就算我們退一步不去質疑這個三分法本身，我們還是不知道為什麼這三者要等邊？必須維持等邊，意味著這三者間具有某種連動或牽制關係，即經濟好其他也就好，或社福太糟，經濟也會遭殃；但這實際並不成立，比如美國經濟超強，但社福極糟，有三千萬人活在貧困線以下。

同樣啟人疑竇的是，謝長廷在一場歡送會上說，希望自己的政績能反映在股市與國民所得上。以謝的聰明才智，當然不會不知道，國民所得不過是個平均數字，跟貧富差距、實質生活水平並不相干；而股市的漲跌主要取決於各種「信心」因素，並非實質經濟的榮枯。

因此，面對謝長廷拋出的這個疑雲重重的三角形，我們最好還是把它當成交通標誌裡的那個正三角形，即警告標誌，注意看看它後頭跟著些什麼東西。

日本京都大學法理學博士課程修業完畢的謝揆，思維、語言果然比前任的游揆更高一籌。相對於直率到近乎粗鄙的「戰鬥」內閣，「經濟─生態─社會福利的等邊三角形」之說，確實更加全面宏闊、方向明確，而且是從南方對台北中心施政的批評。

等邊三角形提法實際上提出了兩個批評，一是通過將議題焦點由先前的國家認同轉向社會經濟，批評了前任完全配合上位者對國家認同議題的操作，最後形成藍綠零合僵局的缺失；二是相對於藍綠對立，拉出了另一個對立，即效率（經濟）與公平（社福），批評了前任片面偏重經濟的結果，社福成績乏善可陳的毛病。游揆的施政就像水牛，埋頭苦幹、用力頗深，對上位者來說誠然是個聽話的下屬，但當方向越走越偏時卻毫無矯正能力。謝揆的提法，正可以讓我們發揮全局性的想像力，鳥瞰一下我們的處境，進而修正前進的方向。

謝揆表示他要「補充」前任的施政方向，指的正是公益、社會貧富、治安及永續經營等問題。任何人只要看一看我們居高不下的失業數字、近來翻漲不歇的物價，就必須承認藍綠之爭，確實不比效率與公平兩者之間如何取得平衡來得重要。謝揆的施政方向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