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阿扁總統宣示將以「租稅公平改革」做為扁長體制追求社會公義的具體展現。接著，財政部長林全表示，未來將以推動「最低稅負制」，做為稅改的主要方針。但向來汲汲於為資本服務的當局，竟主動號召「劫富濟貧」，將稅改列為重要的三大施政改革方向，著實啟人疑竇。既然倡議稅改以略彰階級正義，何故獨獨不採長期推動稅改民間團體所提的指標性稅改主張，如開徵證所稅、取消土增稅減半等，反而獨鍾最不被看中的「最低稅負制」？其中緣由，值得深究。

台灣的財政危機已瀕臨界點，這是連當局都不得不承認的事實。這次的稅改是扁政府在長期面對龐大的財政壓力下，不得不然的結果，與「劫富」無關，更談不上階級正義的復振。這就注定了此次稅改絕無階級財富重分配的功能，至多略為挪補一番，稍緩龐大的財政壓力。

在此前提下，我們也就不難理解，何以財政部故意排棄泛紫聯盟等民間社團，以及學者專家所提出各項更具財富重分配效果的財政手段，而選擇以「最低稅負制」做為此次稅改的主要方案。

所謂「最低稅負制」，簡言之，無非在承認減免資產階級各項租稅負擔的合理性同時，要求資產階級稍讓一小步，「加減繳一點稅」，除避免因為過份減免資產階級稅捐招致非議外，還可稍補國庫空洞，贏得改革掌聲，並回應民間對資本家逃避稅負之譏，又無須停止各種賦稅減免措施，雙方各得其利，何樂而不為？

故「最低稅負制」非如財政部所稱，是開徵富人稅、向資產階級開刀，否則，為何錙銖必較的資產階級，迄今仍無任何反擊的動作？尤其，財政部已將「最低稅負制」中最敏感、也是最重要的稅率與擴大稅基問題，重新丟回推動稅改的民間社團或學者「再行研議」。另外，謝揆已「指示」：將搭配「最低稅負制」一併推出取消部分貨物稅、印花稅、契稅和調降遺產稅等新的富人補貼方案，使得推動「最低稅負制」的「富人稅」效果，可由其他減稅項目抵銷。

是故，謝內閣信誓旦旦的稅改宣示，我們以為不過只是又一次假改革之名，實則是在形塑改革假象、稍緩國庫危機的同時，再度為資產階級的「擴大劫貧」而服務罷了。這齣官、資兩方合作共生的稅改戲碼，何其徒勞。

最近將各台頻道重整的新聞局，堪稱史上最積極的一屆，各種政策措施不斷。但電視節目品質至今仍未見起色，原因乃在於台灣電視產業與資本的結合實在太過緊密，而且這種結合始終處在政府的庇護之下。

從國民政府來台開始，台灣的電視台自始就將大量節目外包、外製，放任這些外包單位完全依賴各大資本的廣告支持，形成資本與節目的高度結合。換言之，決定節目內容者從來都不是政府或節目製作單位本身，而是這些廣告商。結果就是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置入性行銷」從未間斷；或者反過來說，整個電視節目基本上就是包裝過的商品廣告。早期五燈獎的標誌其實是日本製藥公司的商標，現在的新聞、連續劇也常有各種商品題材的討論或情節，更不要說戲中直接出現的商品。從另一方面來說，在這個結構底下，電視節目的內容從不依觀眾（或所謂收視率）的好惡而定，完全取決於廣告主的品味，因為節目製作的成本營收主要依賴廣告收入，而不是收視費用。最終的結果，就是我們看到的種種惡質節目。

這一結構至今依舊，卻不見倡言改革的新聞局加以正視，反而完全繼承了前代的結構，只在門面、週邊上做修整。民進黨政府與國民黨政府的基本同質性，此亦為一例。

在綠營酬庸爭議聲中出任華視總經理的江霞，前一陣子因為不滿藝人5566的風格「太過混亂」，決定停播其在華視的節目，更表示她要求的是有生活、有感情、有深度的劇情，一點都不在乎收視率。

回顧江霞上任以來的種種作為，本就難以擺脫政治酬庸、「綠化」的指控，唯一還值得肯定的是，她曾明確宣稱以市場標準做為取捨的標準，比如過氣的羅大佑之於當紅的小S，算是給長期受黨國箝制的電視產業發展保留了一點生機。無奈藍、綠二分的大棒才剛剛收起，這次竟又祭出了審美與道德的教條，更把做為市場反應指標的收視率視為無物，企圖由上而下地規定人民的審美道德，實在不可思議。

這實在不能不說是一種封建專制。節目好壞難道是由總經理一人說了算？江霞一個人的審美與道德標準，如何能夠與3.68的高收視率所代表的消費者大眾相比？電視節目不是給精英看的，電視節目的資金也不是由精英支持的；是市場，是消費者大眾在支持著電視產業。就連陳水扁、蘇貞昌尚且要在各種場合與民同樂、扭腰擺臀，做為電視總經理的江霞，怎可不理解、不學習新時代的閱聽口味？企圖由上而下地規定人民的審美與思想，完全是開時代倒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