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也刮起環保風。上個月18日，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取締了30個大型建設項目，勒令停工，理由是這30項工程並未依法完成環境影響評估，便迫不及待地開工興建。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以經濟建設為重點，所謂「發展是硬道理」，環境保護常被視為政策花瓶，聊備一格。在片面追求建設與成長的政策下，中國大陸的環境遭到巨大破壞，中國人民受夠了污染的空氣、用水及其他各種惡劣的環境生活品質，逐漸覺悟到環境保護的重要。這次的取締事件，引起了廣泛注意與輿論普遍的讚揚。

這30個建設項目，投資金額都在一億元人民幣以上，較大者高達人民幣百億元以上；負責興建的單位包括國電集團、華電集團、長江三峽開發公司等，多不是省油的燈，不僅有雄厚的資本與後台，且擺明是發展國家經濟的骨幹單位，進行的工程都是國家總體發展的重要環節，其中長江三峽開發公司在層級上屬於中國國務院部級單位，與負責取締的國家環保總局等級相同；復次，在這30個被取締建設項目中，有26項是發電廠工程，鑑於近幾年來中國大陸缺電嚴重，發電廠的建設具有很高的正當性。以上諸端說明這次取締是很不容易的，故具有格外的意義。

事實上，環保總局的取締並不順利。8個特大級建設項目起初並不合作，拖延兩個星期左右才同意停工。期間，雖然輿論給予支持，卻掩不住懷疑與擔心──懷疑小小的環保總局真能制裁這些財大「力壯」的大公司？擔心好不容易出現的環保政策會不會虎頭蛇尾？環保總局的勝利，固然是有心人士的堅持、社會輿論的呼應，但至少還有兩個因素。其一是中國政府的支持，這倒未必表示中國政府重視環保問題；我們還看不到中國政府改變「發展是硬道理」政策的跡象。我們認為，中國政府的支持，主因是限制盲目建設正符合胡錦濤政權極力倡導「宏觀調控」的政策。

另一因素在於中國大陸民間環保組織發揮了作用。早在一年多前，雲南省擬開發怒江水利資源，建設一系列的梯級水力發電廠，其總發電量比長江三峽發電量還多。這個利多的水利開發計畫後來被阻擋下來，就曾得力於一個民間組織：「自然之友」。這次制裁30個建設項目宣布之後，中國有56個民間環保組織共同發表宣言表示支持，也在輿論以及專業論述上發揮作用。

中華電信工會張緒中理事長上週發表「台灣勞工獨立運動自覺自為」一文，特別指出在新的一年，工會要積極吸收外包人力加入工會，並籌組電信相關產業工會全國聯合組織，建立集體談判機制。

在全球化下，「核心」與「邊陲」的劃分已愈來愈脫去地理上的意義，而是一種狀態的體現。在台灣的勞動力市場中，一邊是勞動條件較佳的國營事業員工，以及擁有高、新知識技術的工程師與管理專才，但另一邊則是因產業衰退、外移被拋棄的大量半熟練勞工，這些人首先成為依靠社會救助體系的永久失業人口；再者必須在失業給付結束前，找到一份待遇與勞動條件較之前相差許多的工作；而且可能將投入地下經濟。此外，即便是當前熱門產業，諸如高級服務業、高科技產業，依然存在大量低薪資、低技能的工作。外包、派遣是雙元化勞動力市場中「板凳球員」的不幸宿命。

不諱言，當前工會對待外包派遣業的態度的確曖昧不明。自私一些的，當做那是「另外一家公司」的事不理不睬；心懷凶險者，則將此等「低薪資、高生產力」的雇用型態，視為保障既有工會會員高勞動條件的人力蓄水池，是公司企業競爭力的來源。但外包下工會會員將迅速流失，工會也就失去了力量的來源，被資方擊潰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罷了。

上週日法國有50萬人進行示威活動，反對政府準備將目前一個星期35個小時的工作時間變成更有彈性，以及可能延長工時的政策。

「工時」的確是一個敏感的問題，它涉及勞動產出的剩餘被榨取的程度，彈性化與工作的穩定性密切相關，直指勞工生計。2000年，台灣曾就「84工時案」與彈性化問題，出現過一次「借力使力」的工會抗爭，工會界的面子雖然顧到了，但若攤開主計處公布的統計數據，2000年的製造業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為上一年的3.78％，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年增率為上一年的2.69％，到了2001年兩項指數分別為9.55％與－10.28％，平均薪資則是從每月38,586元略降至38,565元。勞動生產率提高，但是單位勞動成本大降，薪資還少了些，製造業工人被剝削的程度大幅提高了。在工時問題的鬥爭上，台灣工會界可說是一敗塗地。

何以致此？台灣工會覆蓋率與經濟發展呈現極不相稱的低下，暴露在市場競爭中的個別勞工，缺乏與雇主進行集體談判的權利。美國工運陷入低潮數十年，直到90年代末J. Sweeney領導的「新希望」（New Voice）3人組奪得工會領導權，大力開展組織工作，即使組織的速度仍比不上關廠的速度，但氣象為之一新。

台灣的8大總工會，除了搶位子外，什麼時候才願意做事，為台灣工運基業扎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