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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5-02-15》 |
| 本期內容 | |
| ◎ 來去紫禁城：直航與國家安全 | |
| ◎ 客廳幼兒園：閱讀《童年的消逝》05 | |
| 來去紫禁城：直航與國家安全 | |
| 魏宏晉（北京大學博士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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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春節很政治，台海兩岸中斷56年的天空航路，在兩邊政府惺惺做態的「德政」允許下，互相對飛運送「台商」往返過節。雖然返鄉過節是異鄉遊子的人權，把人權還給人民是天經地義的事，政府把直航返鄉權剝奪，然後部分釋出，就像以前捉政治犯，判你10年後關5年就放人叫「英明德政」一樣的無聊。 然而比判10年關5年更無聊的，就是把民間直航和國家安全牽扯在一起；有不少人想像「共匪」會利用包機入侵台灣，來個「木馬屠城」，利用最小的代價來佔領台灣。 最成功的政治語言往往以最簡單的邏輯來達成目的，但是政治的內容往往是最複雜的。「木馬屠城」的邏輯，明顯突出台灣人對國家安全的焦慮，政客利用這樣的焦慮進行訴求，如果確實中的那還沒話說；可是說中共要利用包機「木馬屠城」，這樣的訴求，和前陣子歹徒流行打電話騙媽媽說妳兒子被綁架的詐騙手法一模一樣，實在無知又沒道德。 「木馬屠城」的想像，是對國家規模和國家安全防衛的無知，幾千年前的城邦國家可以用幾百個勇士攻潰，在現代國家的防衛體系下，運個3、4百名突擊隊員就想佔領台灣，那未免是過度的想像了。 再者，有人說這些突擊隊員不必要「佔領」，執行「斬首行動」，幹掉我們的總統綽綽有餘。我們姑且不論一群突擊隊員搭民航機來台後，得由各機場出發到達總統所在地，而且中途不被殲滅，是多麼困難的任務；況且他們要順利找到總統的確切位置，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斬首」還不如直接發動戰爭、派轟炸機亂槍打鳥炸爛台北市來得簡潔有效。 「有識者」或者還以為，以中共的「無所不用其極」，當然有辦法如何如何地對台滲透，這些「為匪宣傳」的神話實在不必多談，因為如果中國人民解放軍要化整為零登陸騷擾，出問題的關鍵並不是解放軍神勇，而是我們「禍起蕭牆」。 說一個真實的故事。話說有位朋友住在北部一個海邊的漁村，全村5百多戶，早年通通家徒四壁，一窮二白；然而近年來，突然這個村子富了起來，不只家家翻新樓房，整個村子出入都改為高級轎車，5百多戶人家單賓士轎車就有280輛，簡直不可思議。 這個村子是怎麼富起來的？問官方一定支吾其詞，不知所云；但是知情的都曉得，就是走私嘛！尤其是一本萬利的黑槍走私，漁船跑幾趟，賓士就好幾輛了！比捕魚好賺多了。這樣的暴富漁村台灣沿海比比皆是，賓士車加樓房的價值換算成黑槍完全可以裝備好幾個正規師。我們的海防、國防根本對「賓士車」設不了防，共匪要打來，不必要靠民航機搬運武器，靠台灣漁村的賓士車傳奇就可以輕鬆辦到了。 至於突擊隊員，那更是方便。槍都可以運了，人具主動機動性，當然更容易潛入。據說，單是偷渡台灣賣淫的大陸女子就是數十萬，滯台的中國大陸偷渡客在20萬以上。如果中共有心，難道沒有能力化整為零，在一段不必太長的時間裡秘密運進數萬正規軍隊來台？對付「賓士車級」不設防的台灣，還甘冒國際譴責和失敗風險過高的民航機「木馬屠城」，只有一些天真浪漫的台灣政客才想得出來。 在技術上，中國對台發動突襲戰爭根本不必用到民航機；在手段上，也不必找這個麻煩。所以說，以國家安全為由來阻撓兩岸間的直航，除了引起經常需要來往兩岸間的國人不滿外，別的「好處」實在是一點都沒有。當然，如果台灣政府已經不把經常來往兩岸間的「台灣人」視為「國人」了的話，那又另當別論。 直航問題真正涉及的其實只有一小部份與「國家安全」有關，真正的重點應該是「國家利益」，更精確地說，是涉及到政治利益的問題。就國家的層次來說，中國不能把台灣當作「國家」對待來進行對等談判，這等於是把執政黨摒除在兩岸對談的架構之外，所以這回才會有在野黨越俎代庖，興沖沖地自以為代表台灣往北京談判，撿個現成的人情做。當然，政府有困難，民間代行也無不可。不過有些在野黨代表一到了北京就不顧立場，拼命上中國電視台批評我國政府，搞不清自己是什麼人？一付「胸懷中國」、「悲天憫人」的豪情壯志，小鼻子小眼睛貼北京政府的冷屁股，噁心到教人受不了，置國家立場於不顧的嘴臉十分難看。 在政客的眼裡，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都只是為其政治利益著想的「說法」而已，人民利益和國家立場都被枉顧擱置，從來不在考量之內。 台海的關係非常複雜，各項事務都有極高的政治爭議性。獨立？有爭議！統一？很有爭議！直航？當然十分有爭議！然而政府施政選擇原本就是一個輕重緩急的取捨過程，當人民利益高過於想像的國家安全時，該選擇的是什麼？這不是很清楚的事嗎？每年往返台海兩岸的台灣人民，單是觀光就有3百萬以上人次，加上就業、求學等，人數更是龐大。如果這樣在數目上已是明顯巨大的指標，都還構不成開放兩岸直航的積極條件，實在叫人不知從何說起；而當政客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將人民當作人質，利用直航需求當成談判籌碼，這樣的政客，也實在是讓人不知如何支持？ 56年來兩岸首度直航的新聞看著看著，春節就過去了，我還是沒法搭直航機回北京，心情實在鬱卒不堪。天未光就得出發去機場，到達彼岸目的地卻已是黃昏落陽了。在僅兩百公里寬的兩岸間往返，我就像夜航的蝙蝠一樣，依然沒緣在同一天裡見識到兩岸的白晝風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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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客廳幼兒園：閱讀《童年的消逝》05 | |
| 宋嘉行（元智大學兼任講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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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的概念，在中古世紀是與「親戚」概念有關，它後來是怎麼與年齡概念掛上鉤的呢？Postman說，這主要是透過學校的正式教育機制來達成的。（想想看，在一個沒有學校的社會裡，當社會組成單位主要是家庭等簡單基本單位時，年齡的概念可不可能大幅進展？當一個成年人只面對自己的孩子或親戚鄰居等少數孩子，不用一次面對十幾、二十幾、甚至幾十個、幾百個孩子時，她需要去用到精確的數字來精準區分孩子的年紀嗎？可能只是模糊地分個大概就足夠應付入常生活所需了）。是學校的發明與實際教學的需求，加速了年齡劃分標準的出現。 前文已經述及，當印刷術在15世紀被發明以後，16世紀左右的歐洲社會開始出現愈來愈高的識字需求（不管是為了宗教上、政治上、商業上或是科學上的因素），許多原先不識字的人都應大勢所趨，主動或被動地要求進入某個特定機構去學習識字，而作為這種知識傳達最有效率的機構──學校，便如雨後春筍般應運而生。 Postman在書裡並沒有實際說明究竟是年齡多大的人進去學校唸書，一個合理的猜測是，當時進到學校去學習的人，儘管年齡有差異，差異很可能不大；比如說，一個20多歲的文盲不大可能再進入國民學校重新學習閱讀。所以，或許就是十幾歲以下的孩子，家長才會考慮把他送進去學習。而人類社會裏有個認知上的特色：「任何團體根據某種單一特色形成後，其他特色必然會跟著受到重視。亦即，原先只是要來學習閱讀的一群人，最後會被看作一群在各方面都很獨特的人。」（pp.52-53）也就是說，這些來學校受教育的、年紀普遍偏輕的一群人，最後在人們的認知及輿論裏變成很特殊的「一種人」，他們形成一種同儕團體，在學校的圍牆裏「實際體現青少年特別的本性」（Aries, 1962），於是，一種很「特別的少年文化」，就這樣自然地因為學校的隔離而誕生。每當人們談及這批在學校裏習字的人們時，一種年少、無知、學習的意象很自然地連著這批人的概念，在言談之中一併被聯想到。 16、17世紀，「兒童」這個字的概念，從以前的親戚血緣概念中脫胎換骨，有了新的指涉對象，就如同當時人的思惟能力愈來愈不侷限於此時此地周遭身旁的人事物一樣，兒童這個概念也不再只侷限於你所認識的親戚朋友，而擴大到你所不認識的人──在學校裏學習讀書寫字的那群人。印刷術發明以後，兒童的同義字就是「學童」。 學校教育的普及，轉化了兒童的定義，不單是因為它用圍牆圍住了這特別的一群人，更因為在這圍牆裏所作的更細緻的內部的分類，而促使兒童的概念有了更進一步的內容。根據Aries在《Centuries of Childhood》（1962）一書裡的說法，一開始，很自然地，大家是據入學者已有的識字能力高低，而非實際年齡去進行分班的（很令人匪夷所思吧？現在頗被汙名化的能力分班竟然是教育體制裏最早採用的分類形式），但是這種分班模式後來逐漸被年齡分班取代（有關這樣的轉變，Postman在書中並沒有詳細交代，能力分班是為何以及如何轉變成年齡分班的。他只用短短一頁左右篇幅輕描淡寫帶過）。根據他提到的部份，其中比較重要的一個轉變機制，是透過教科書的出版品來達成。 我們已經知道，透過印刷術和學校，大人們發現他們對兒童的符號環境擁有無上的控制權，因此需要去規劃一個符號環境，讓兒童在其中逐漸變成大人，而這個符號環境包括編寫一套用在實際教學上的教科書。他們發現這套教科書的編寫必須由容易到艱難，否則教學不易達到效果（這套程序是：字母學習變成所有其他學習的門檻，大約在4、5歲時可以進行教導，然後是教寫作，最後才是其他更複雜的科目），而難易標準可以參照兒童的實際年齡為準（也許是因為，即使按照能力高下來編班，在這些班級裏依舊可以看得出一種年齡分布的趨勢，比如在高級班裏容或有幾位年紀較輕的兒童，但基本上還是以年齡較大者佔多數，而初級班裏則相反，仍是以年幼者為主，於是久了就自然轉變為以年齡分類取代能力分類，而有了更細緻的年級概念的出現）。總而言之，這個先後順序設計的課程概念形成一種課程的結構，而這種由易至難的課程結構概念就進一步建構了兒童發展由低至高的定義。 當然，為何「發展」的觀點會在現今兒童教育中佔有那麼強勢的地位，除了追溯至16、17世紀的學校教育課程結構之外，還有往後3、4百年歷史發展中的其他因素，如果讀者對這部份主題有興趣，可以參考敝人以前的拙作《從魔鬼到天使──西方兒童觀的演變》、《達爾文對西方幼兒教育的影響》、《19世紀浪漫主義中產階級偽善的兒童觀》、《20世紀觀看兒童的主流方式》。除此之外，經濟的因素在此也展現出影響力。16、17世紀的英國逐漸出現了中產階級家庭。他們有錢，而且也願意花錢，投資在兒女身上，當作炫耀性消費。經濟能力的改善，大大強化了大人對兒童存在的意識，促使兒童在社會上的存在更明顯。而這一切都直接或間接地創造了兒童與童年概念的誕生，在17世紀以後的歐陸蓬勃發展，直至今日。 然而，電視的出現，卻逐步而緩慢地瓦解了數百年才辛苦建構出的童年概念；網路的發達，則是給予了快速而致命的一擊。（下週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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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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