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範溫室效應氣體排放量的「京都議定書」於今年2月16日正式生效，台灣的環保團體動員了6名大學生，於生效前一天前往行政院，以裸體抗議政府對全球氣候公約的漠視。春寒乍暖時節，青春的軀體、單薄的聲音，也算是為台灣在全球化的議題中留下了一個畫面，以及，一則簡短的新聞花邊。

「京都議定書」自1997年12月11日簽訂以來，即成為國際多邊條約的一個新典範。首先，它是首度透過國際集體協議的方式共同預約未來，並且以集體計畫方案控制影響地球氣候的極端不確定因素；其次，溫室效應氣體的減量排放，也就意謂著經濟活動的減少，此一公約首度翻轉了經濟自由發展的邏輯，這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時代，不能不說是跨出相當激進的一大步。

「京都議定書」展現了工業先進國家自省與自制的精神，具有一定程度的進步性。美國原先已承諾簽署，豈料自小布希2001年3月上台，立即轉為頑強抗拒的態度，更加顯示出美國這個老大哥霸權、偽善、自私的面貌。所幸原先猶疑的俄羅斯在2004年底決定簽署，方才促成議定書在今年初得以生效。台灣當局一向唯美國馬首是瞻，老大既然龜縮，小老弟自然不能出頭。不過，「京都議定書」畢竟是成功的「氣候外交」；所謂溫室效應，在20年前還只不過是科學上的一個眾說紛紜的臆測，於今卻已是21世紀聯繫全球地理關係的最主要工具之一。台灣對此一議題的冷漠，也就註定成為國際公民社會的邊緣人。

不過，就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量而言，台灣居全球第22位，即使未簽署公約，對於全球暖化的危機，仍不能排除應有的責任。「京都議定書」所定義的多種減少溫室效應氣體的方法，包括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使用再生能源、降低交通工具的尾氣排放、發展可持續性農業等，台灣豈能置身事外？然而，我們目前不僅持續縱容、甚至補助高污染工業的發展，對於農業所保留下來的綠地，還一再以配合WTO等國際經貿為名，壓縮耕地、離土棄農，全島表土涵氧量減少，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更加無可抑制。楊儒門已對台灣農業問題發出警訊，京都議定書以另外一種方式，提出了更嚴肅的警告。

今天是乙酉年初九，好像春節已遠，不復有絲毫的年味，但時間的刻劃指明這一年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60週年，亦即中國對日慘勝一甲子；同時，更綿遠可憶的是，明朝鄭和下南洋十甲子。

這兩件大事都在全世界的華人社會掀起紀念的熱潮，蓋後者係我祖威揚環球的極致，也是最後一抹的霞光；而前者則百年來國脈民命不絕如縷的翻身戰，特別在此中國奔向小康的今日回看下，更覺驚悚一身汗。六百年的滄桑有如一個J字形，從頂峰直線下墜，卒賴抗日倖獲勝利，方才振衰起蔽，終止亡國滅種的噩運。於今似乎小有起色，前景更被看好，不看壞。例如25年前以《日本第一》之書轟動一時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就在去年12月13日的「財富」雙週刊發表「中國第一」一文，不管究係智者金言，抑或蛋頭嗆聲，總是讓身屬華人的一切人士都感到慰情。立在這種現世的座標軸，緬懷浴血擊敗日寇與鄭和七出印度洋，也就有著格外的意義。

唯獨力行去中國化的台灣迄無任何表示，不待歷史課本洗腦下代人，當代台灣人就已經自絕於華人的榮耀與哀愁；倘有之，還是年年紀念「七七」的老芋，外加一個為鄭和聲嘶力竭而不獲回應的前教育部長吳京。

活在歷史的陰影是前現代性的特點，好像過往的經驗可以給人向前行的啟示。不幸的是，當代中國人以及自許的中國人依然不脫這種傳統的酸腐氣，方才過了春節，正待好好計議未來大計，怎奈思古幽情為之大發，只因紀念乙酉，於是聲稱一甲子前正是抗戰勝利，十甲子前更屬鄭和大展航海術，各地華人紛紛要舉辦乙酉祭的慶典。

其實，這種笑話才在去年鬧了一回。去年值甲申，一干歷史星相家憶及一甲子前，郭若沫發表一篇「甲申三百年祭」，竟將中共政權比做李自成，不理郭某原意是譬喻重慶的蔣介石政府，反正都在強把歷史當做水晶球，而以天干地支為比附，好像天道好還，以一甲子為循環，這種命理也未免太幼稚了，還不如江湖術士的複雜。然則去年已過了，哪一點彷彿一甲子前？或五十一甲子前？

說穿了，紀念抗日、紀念鄭和都在發揚大中國主義，都在為北京助勢，直認為復興中華在望了，卻不深自反省，為何獨擅航海的中國人就在一百年後被歐洲人給追趕過去了，一直落後到今天，又何可言慶呢？有之，倒是歐洲人應該慶祝5百年的劃時代偉績；何況，鄭和舟楫所至，又留下什麼影響比得上麥哲倫、哥倫布呢？於當代、於後代都不起作用，不過是一名光棍行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