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進步的指標，一般皆會將道德多元化的程度納入考量。然而，所謂的道德多元化，和作廢道德不能劃上等號；亦即，即使贊成道德多元化者，也並不會輕易的認為社會不需要道德的存在以為維繫──法國社會學巨擘涂爾幹（E. Durkheim）甚至將道德等集體共識作為社會能否存續運作的重要礎石。問題是，如果我們不欲作廢道德，道德多元化此一意向勢必將引起緊張，因為道德所牽涉到的乃是何為終極之善？終極之美？既是終極，那便勢必排他；既然排他，自然無法共存。因此，在現代社會中，道德形成一重大難題。

近來便有數起事件可約略呈顯這樣的困難。蔡明亮在柏林影展獲得銀熊獎的《天邊一朵雲》，該以何種版本在台上映？蔡導演本身姿態強硬的表示「不是柏林版本，就不要演了」，但想必亦有不少團體或個人卻是有著完全相反的強硬態度，出版物分級制度亦是一例。新的分級制度去年公布後，引起重大抗拒與對立，而這項爭議在國際書展期間又引發討論；甚至日前光啟中學校長因學生將體育服穿成「垮褲」而怒摑學生耳光，這一事件，其實部分原因也是道德分歧所造成的結果。因此，拋卻暴力行徑不論，支持該校長認知者恐也不在少數。當然，我們就更不必提起，長久以來一直是議論主題的人工流產、同性戀、藥物服用、性工作等等議題，是如何的在道德上不斷引發緊張的爭議與對立。

道德多元化和道德維繫之間的難題該如何解決？或是，究竟是否能解？看起來，若如前述，這似乎是一個無解的難題。不過我們也不必如此悲觀，因為，就道德的另一個特性而言──其必須是內化的、自發的，而不能是外在強制的，這一實踐上的特性，可能就提供了一個解決途徑。

一方面，作為非外在強制的道德，便不能由某一機構、團體，甚至個人來制訂其標準；同時，如此一來，道德多元化才有其基礎。但另一方面，認知到道德的非強制性，那麼，相互排他的道德觀及其原則，便可以相互維持一定的容讓空間。但是，關鍵在於，若沒有道德教育作為基礎，這一切可能也是白搭，因為，唯有以道德教育作為基礎，我們方有可能從理性上認知道德的意義與重要性，從實踐上體悟道德的作用；而透過這些，也才能形成我們各自在道德上的認知判準，也才能以道德主體的身份、彼此展開互動、應對。目前，我們社會在道德方面的危機，就在於缺乏真正的道德教育，以致於道德主體無法形成。沒有道德主體，一切標準就只能如同牆頭草般，隨權力或實力大小而擺盪；最終，我們也勢必將完全的失去道德。

過了一個歹年冬，政府對疾苦小農的態度依舊冷傲。本月21日舉行的「94年神農獎頒獎典禮」，阿扁仍繼續宣讀著「研發創新」與「國際行銷」這套政府目前對外辯稱的農政樣板。「研發創新」，指近年設置的5大農業生技園區，與農委會舉辦的「冠軍米」、「台灣第一好茶」、「台灣第一極品蓮霧」等優質農產品競賽活動；「國際行銷」，指推動蝴蝶蘭、烏龍茶、芒果與台灣鯛4項旗艦產品進軍國際市場，及在東京、大阪、香港設置台灣農產精品館。

且看5大園區，除宜蘭海洋生技園區為分散私有地外，彰化國家花卉園區、台南蘭花生技園區、屏東農業生技園區均是台糖用地，而嘉義香草藥草園區前身，則係李雅景縣長時代規劃的大埔美工業區轉型而來；換言之，政府於此挹注的資源，與刻正瀕臨破產的小農均無關涉。

再看優質農產品選拔，勝出者通常是從事有機栽培的專業農，以連年奪魁的「冠軍米」（池上有機米）為例，其獨特天然條件遠非其他產地所能及；其次，獲利最多的仍是掌握烘乾、去榖、檢測、包裝、冷藏及通路的建興碾米廠，對從事種植的農民來說，因無技術、資金與資訊，多半還是難逃被盤剝的命運，況且有條件從事有機農業的農民佔全國農業家戶比還不到0.12％。端此，農業政策照顧了誰？農民還是農業資本家？

俗話說，「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新世代農民的思考也該注入新思維。陳水扁總統於21日神農獎頒獎典禮致詞指出，政府舉辦優良農產品競賽及頒發神農獎的主要用意，在於激勵農民轉變經營的舊思維，以及希望吸引更多年輕一代投入農業生產。姑不論陳水扁當日所言是否會淪為口號，其觀點倒是與目前國際農業發展新趨勢十分吻合。

首先，消費者購買農產品習慣已從過去價格考量，轉變為優先考慮農產品安全與品質，故目前世界各國包括歐盟、日本與韓國等國，都正積極推動「食品資訊可追蹤系統」。其次，不論是美國、歐洲、澳洲或台灣的青年返鄉人口，都有逐漸增長的趨勢；在英國已有3百萬人；在澳洲有1／4人口；在台灣，據農委會調查統計，目前也有43％都市人，尤其是高學歷的知識份子，夢想有一朝一日能搬到鄉村生活。其三，農業走向資本密集是資本主義社會無可避免的必然趨勢；因為農產品不像工業產品那樣可以久存，因此其價格取決於買方市場而非賣方市場，這構成農民先天上的弱勢，故對其而言，唯有進農企業工作成為雇工農，集體大規模生產農作物，才能維持市場經常供應以提高價格。

綜上所述，有意從農者應思改變消極等待政府補貼的心態，並主動積極抓緊時代脈動，如此一圓農發美夢，方能有為者亦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