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丞儀（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生）
「人人生而自由平等」，這句話在台灣社會需要被認真地重新檢驗。透過第一位通過律師高考的全盲考生李秉宏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並非人人生而都有就業的自由，生而都有免於被就業市場歧視的平等地位。
報載李秉宏在律師高考及格後，找不到實務訓練的機會。依照現行律師法的規定，未完成職前訓練者不能充任律師、也不能在法院登錄執業。所以，沒有事務所願意接受李秉宏去實習，就意味著：他雖然通過律師考試，但就只有一紙考試及格證書，終究還是不能當律師。
雖然在台北律師公會的協助下，李秉宏的實習問題最終可望獲得解決。但是，許多人對於視障者到底適不適合從事律師這項工作，心中還是抱持很大的疑問。最普遍的一種質疑就是：即使他現在過了實習這一關，將來還是要面臨「市場」（案源）的挑戰。畢竟法律這一行涉及許多文書作業，都要靠眼睛。如果視力不好，如何證明自己有能力閱卷、調查、開庭？如何取信於客戶？依照這種看法，視障律師終將被無情的市場淘汰。不過，令人好奇的是，這裡所謂的「市場」，到底是怎麼運作的呢？
只要曾經旁聽過法院開庭的人，不難發現有些律師開庭前不認真看卷，法條規定大概從考完試之後就沒再看過，法官問話的時候一問三不知，光靠油嘴滑舌矇混過去，眼睛大概是多餘之物。也有些律師周旋於酒廊舞廳，靠五湖四海的人脈拉生意，案件交給廉價剝削的法務人員處理，視力好壞跟他們的律師業務似乎沒什麼關係。這些「明眼瞎子」律師可以在「市場」上存活下來，為什麼？
其實，律師這一行跟醫師差不多，專業性太強，進入不易，客戶和提供服務者之間充滿了「資訊不對稱」的情形。更糟的是，醫療診斷容或可以客觀評價對錯，法律見解卻各有千秋，敗訴不一定是委任律師的錯。除非客戶本身也具備相當的法律專業知識、並清楚掌握（法律服務）市場的訊息，否則光是「聘請一位好律師」本身，就要耗費相當的代價。經濟學告訴我們：交易成本過高，將導致資源無法有效地配置。律師市場的這種特性導致當事人需要法律服務時，通常還是透過人際網絡來選擇律師。這種選擇多半基於個人過去的經驗，容易受限於生活範圍、知識閱歷，產生錯誤的判斷。所以，律師市場基本上是不理性的，和人們想像中的市場競爭秩序有很大的距離。
青年樂生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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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北縣文化局工程至上的邏輯下，樂生院古蹟審查會至今未召開。台北縣文化局長 林泊佑 面對媒體的一貫發言是：「在不影響捷運工程前提下討論樂生院保存」，還說：「經費預算增加新台幣兩億至五點四億元，完工時程也將延後，這些問題要解決，涉及金錢，不是台北縣或台北市政府捷運局可以解決。」。言行宛如捷運局發言人，幫 捷運局擋子彈 ，讓捷運局能夠安然躲過「摧毀文化泯滅人性」的指責， 使樂生 陷入今日的坎坷命運。我們痛心，若民國九十一年古蹟會 勘 後，文化局能堅守保存立場召開古蹟審查會，捷運局依文資法 研 擬保存方案，共構方案成本將大幅降低，經費可遠低於今日的 5 億，工期也會完全不影響。
反觀鐵道部保存一案，亦是捷運古蹟衝突，然而在台北市文化局與文建會聯手捍衛文化資產下，經費提高 140 億 (70-210 億 ) 都還有商量空間。地方真的背不起五億的經費嗎？還是這只是官僚推卸 之詞呢 ？
新文資法賦予文建會積極介入的角色，讓我們一同持續監督新文化中央主管機關「文建會」是否真能堅守立場，超越地方文化單位的退縮狹隘的工程思維！一個月內列樂生為暫定古蹟進入專業審查。
同時，我們也一同監督行政院是否能以公平公正公開的民主方式，秉持人道、永續、環保、尊重文化的精神，審查樂生院保存的多贏替代方案。
為了防止工程拆除樂生房舍，院民、律師、學生與民間團體已經組成「樂生義勇軍」，一旦有任何拆除草木與房舍的動作，義勇軍將會於第一時間趕到現場舉布條阻止拆除行為，若您也想加入，與我們連絡：【電話】 091227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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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市場淘汰」說法的假面，可以發現其背後隱藏了人們對於視障人士擔任律師的不安、疑慮，甚至是歧視。一般人或許不好意思直接表達負面的看法，因而改用這種「大家等著看吧」的婉轉修辭來表達。同樣的「市場」邏輯，也可以用來在其他專業領域：視障人士不適合從事醫療工作、不適合建築設計、不適合會計查帳。「市場」這種看起來客觀中立的語言，變成偷渡不平等待遇的最佳理由。
要突破這種「假市場、真歧視」的限制，我們可以嘗試從憲法保障的「平等權」著手。可惜的是，臺灣社會長久以來活在一種貌似平等的假象底下，對於「平等權」的議題雖不能說是色盲，但也幾近於冷感。近來雖然漸有外籍新娘待遇、原住民文化或同志平權等議題浮現，卻也鮮少從「平等權」的角度來掌握。反觀倡言自由平等的美國社會，過去五十年中，從黑人民權運動、婦女平權、同志權利乃至當今的戰俘待遇，「平等權」幾乎無役不與，甚至是論戰核心，頗值攻錯。
就李秉宏的個案而言，許多人想到「平等」大概就會直觀地反應：「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視障是客觀的生理限制，有些工作客觀上不適合視障者從事，應該沒有不平等的問題。但是，在身心障礙者未曾實際操作前，我們從何得知這些生理障礙對他設下的限制到哪裡？是誰、如何地為他劃下這個界限？在李秉宏通過律師考試前，有人想像得到一位全盲的視障者可以通過這項艱困的考試嗎？但是他辦到了。因此「平等權」討論的重點之一，即在於等與不等的分類標準如何產生？這些分類標準有沒有調整的可能？
其次，由於法律市場中充斥著各種經驗謬誤（heuristic bias），對視障律師的不信任感也是其中之一。要解決這種「市場非理性運作所造成的歧視」，或許可以引入適當的政府管制。透過提供補助或指定殘障名額，創造重新評價的機會，讓消費者可以正確評估視障律師的服務品質，進而消減人們的不信任感。由此而觀，平等權和一般基本權利不太一樣，它具有兩面性，不只可以消極抵抗「權利侵犯」，也可以積極請求政府「賦予條件」（entitlement）。
接著這個思考脈絡，就會出現「優惠性差別待遇」（affirmative action）的爭議，臺灣社會比較熟悉的例子如原住民聯考是否應予加分。有關「優惠性差別待遇」的討論非常複雜，在美國憲法上亦屬爭論不休的課題。前年聯邦最高法院在眾所矚目的密西根大學法學院入學許可案（Grutter v. Bollinger），一方面肯定追求族群多元性是一種國家重大利益，可以作為「優惠性差別待遇」的理由基礎；但是同時又重申二十五年前大法官鮑爾豎立的標準：「種族」應該只是一種額外的考量（plus），必須相當彈性地放在各種入學標準上來看，不能有具體明確的配額機制（quota）。同時進行的另一件密西根大學大學部招生案，因為有具體配額，就被判定違憲。
大體來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終究是肯定了「優惠性差別待遇」的重要性，認為這項政策對於矯正歷史所帶來的社會不正義而言，實屬不可或缺。此外，從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 Rawls）「正義論」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的「基本能力」（Human Capability）模型來看，「優惠性差別待遇」透過政府創造平等的條件，提供弱勢者達到基本門檻的能力，可以終止不平等生活境遇的循環，理論上也符合了社會正義的要求。台灣社會的多元歧異與日俱增，類似此等爭議將來恐怕也不會短少。在我們的社會脈絡下應該如何論證？需要更深入的、多層次的意見交流。
從最近幾個社會事件來看，我們的社會對於不幸遭遇者不乏惻隱之心。不過，情緒性的感傷或激憤往往容易時移事往。我們的社會已經很久沒有深刻的理論探索和交鋒，總是在一陣陣刺激的、賺人熱淚的新聞中，繼續過著平庸輕薄的生活。我們最好儘早認知：社會正義的內部建構，是不可能這樣憑空輕易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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