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陳水扁與宋楚瑜會談後，政治大和解就成了台灣政壇議論的熱門題材。民、親兩黨在政治理念上原本南轅北轍，居然握手言歡。這不僅應驗了「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還反映出民、親兩黨強調的理念屬於比較抽象空泛的層次；那種你死我活的立場之爭，原來沒有深厚的基礎。

台灣政治上的許多口水之爭，多屬此類。即以政治上最常被用來劃分立場界線的228事件，在近日的紀念活動中，亦充斥了大和解的呼聲。事實上，任何稍微對人類歷史了解的人都會發現，比228事件嚴重得多的屠殺事件所在多有，卻很少看見那些事件對爾後政治的影響持續那麼久遠、擴及那麼寬廣。難道台灣人民比世界其他地區民眾更善於記恨嗎？當然不是！台灣人民既未必比其他地區人民更偉大而寬容，也不會比他人更加心胸狹窄。過去228事件陰魂不散，絕非台灣人民心胸狹窄，而是台灣的政客們心胸狹窄，或是他們欲利用這個事件來謀取私人的政治利益。

我們在此並不是要為歷史上的過錯開罪，更不是藉寬容心胸來合法化過去的屠殺，及隨鎮壓而來的威權統治。歷史的功過一定要理清楚，但不是為了報復，而是記取教訓，以免重蹈覆轍。由歷史過錯所塑造的權力關係也應糾正過來。但我們不認同歷史上的仇恨成為影響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更反對冤冤相報，或以歷史的仇恨來劃分敵我界線。

冤冤相報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在近代世界史中，最難解的民族世仇莫過於德、法兩國。18世紀末，拿破崙打敗普魯斯（德意志統一前的大邦國），簽定了使德國人極感屈辱的不平等條約；70年後，在第二次普法戰爭，德國人終於報了一箭之仇，訂了一個更具羞辱性的不平等條約，這次換法國人備受侮辱；於是到了1914年，再度爆發德法間的戰爭，但雙方為了打敗對方，紛紛拉攏盟國，演變成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次又輪到德國戰敗，巴黎和會對德國的懲罰更加重了德國人復仇的心理，納粹勢力乃乘機而起，終於醞釀成傷亡空前巨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困擾台灣政局的藍綠之爭、朝野對立，甚至兩岸的敵視，其實都沒甚麼重大的冤仇，和德、法間的世仇相比根本微不足道。德、法人民冤冤相報了一個半世紀，終於在付出沉重的代價後，領悟了冤冤相報是不可取的，因此，在二戰後，兩國有識之士積極推動大和解，成為今日歐盟的基礎。這才是真正的大和解，值得台灣的政客們好好學習。

「一公、二半、三民營」已成為台灣本地金融業者間了然於胸的基本金融市場規劃藍圖，為數49家的本地金融業者，不是依此藍圖整編進「七人行」的本土隊伍中，就是完全靠向外資懷裡，套上「外國銀行」的面罩。伴隨財政部歐美招商之旅，昔日省屬三大行庫之一的彰化銀行，其未來之歸屬也更加明朗。

執政當局全力推動的金融合併政策，並非僅止於本地金融業者的整合，另一施力主軸就是開啟一條可供外資輕易入駐台灣金融市場的終南捷徑。無論簡化金融家數所外顯出的形式為何，一旦合併計畫啟動，將藉由裁員、大幅降低勞動條件等來美化帳面，填充出可向社會輿論交代的成果報告書。所有權一易主，銀行員的工作權益問題必將隨之而來，用那已不復往常般金光閃閃的保麗龍碗，堆疊出金融資本家的整併大業。

合併等同於勞動條件將劇烈變動，所所引發的恐懼猶如瘟疫般在銀行員間蔓延開來，有工會組織的泛官股銀行員們，仍可藉由工會做為集體保障的管道。但不可忽視，約39餘萬名金融從業人員中，竟有24萬名金融業從業人員身處合併旋渦中，其勞動權益毫無工會庇護，更遑論集體爭取。當彰銀員工在工會爭取下能享有團體協約3年的保障，是否應同時思考如何讓24萬名金融從業人員亦能取得工會保護？

成立於1905年的彰化銀行，歷經百年風華，行將在百歲誕辰來臨前，揮手告別泛官股銀行行列，大步跨入外資懷抱中。經歷了日據、國府來台、政黨輪替的數次更迭，彰銀資本結構在不同統治政權下，服膺不同的經濟發展政策，由地方仕紳轉為省府系統再轉為家族財團，最後落入外資手中。百年彰銀，其實就是一部台灣金融業發展史。

當名義上做為國家主人的普羅大眾，對政府提出的任一經濟發展政策既無「權」，也無空間可左右其走向時，並非資本所有者的勞工，在面對自家企業所有權轉換，於法又有何置喙餘地。就資本觀點，底層賣力拼命的員工，只是搭配的另一生產要素，能做的就是照常開門、倒茶迎接新東家到來。但每一次所有權轉換，附帶的必是組織結構的更動、人事成本的再次計算，因此，對勞工而言，生活豈如往常般沒有改變，他們失去的權益、遭遇的苦痛，又豈能置放於「機器也是會照常運轉」的範疇中來理解。

彰銀民營化未滿10年，仍處於彰銀的銀行員已經歷了年資重新計算，與薪資結構大幅調整的陣痛中，而彰銀卻將再度易手。鑑於過去，彰銀員工當然更加惶恐於未來工作權及勞動條件能否維持。因此，只要求一紙有效期限僅3年的團體協約，暫求工作穩定，已是員工最基本要求，切莫再以阻礙企業發展為由加入污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