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社會誰付錢編譯（ 下）
既存資源的幻象－全球稅的機會
2004年九月份，104國簽署了「紐約宣言」（New York Declaration），哀嘆數位千禧的目標可能來不及達成之際，也贊同應趕緊研擬新的財務機制。當時的官方報告及聯合國大會報告都指出，「海外直接援助」（Overseas Direct Assistance，ODA）並不足夠，卻也首度揚舉了國際稅的方向，而列舉了應課徵熱錢稅、空污稅及武器稅以弭平貧窮。而今此議題已無可迴避，但WSIS迄今仍未對現狀限制加以反省，甚至無視於ODA不足的現實。而TFFM報告更顯示，私有化及自由化下，ODA已然從過去的基礎建設轉移至協同及貧窮縮減計畫。此外，用於ICTs（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的經費也不斷下降。在官方資源挹注不足下，要不襲奪其他項目的資源，而能達成弭平數位落差的效果，似乎不很樂觀。一般認為，傳播與資訊不同於貧窮，然而若我們將之視為是全球公共財，那麼我們所需的、就是獨立於既存人道發展計畫、新的資金挹注其中。
為資訊社會收取全球稅該是值得嘗試的一步。而全球稅還有其歷史：1984年，ITU即以「失去的環節」（the missing link）為由，為弭平世界電信不平衡發展的結果對相關設備課以稅賦。199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s，UNESCO）亦以文化多樣性為由，透過稅及執照費的方式，用以創造、捍護在地內容，包括電影、廣電服務及公共檔案。而「聯合國發展計畫」（United Naitons Development Programe，UNDP）也提出向高等人力外移（brains drain）或國際電子郵件收稅的構想。但以上計畫多告失敗。
意欲為資訊社會集資，其一是向消費者收取個人捐，但不利之處有二，包括加高門檻形同障礙，以及政治上不利益。其二是透過集體方式、向利用公有資源的商業使用者收費，比方對電波及軌道使用收費。不過值得再問的是，這筆錢是否足夠，而ITU是否收得到錢？而另一種方法，則是向商業網域名收費，而依狀況對不同使用者應收取不同費率。此方式的優點包括易於收費、不會形成門檻，以及不至於對經濟有負面的影響，而網域使用者該也不會排斥。過去，全球稅總引發強烈的政治反彈，特別是美國議會。而今儘管物換星移，但是ODA卻仍然不夠。則WSIS固然不能對其他國際討論毫不考慮，但是畢竟還不能與飢餓等議題混為一談，而我們還期待攸全球稅還能為發展議題帶來貢獻。
附錄：在瑞士，傳播聯邦辦公室依其電信法架構，向商業網域收取註冊費及年費若干，只要調整費率，即有多餘資金可茲運用以弭平國際數位落差。不過當前，瑞士議會未曾考慮提高價格，而傳播聯邦辦公室則考慮將價格調降。無論如何，這一切都必須經過公民社會的民主討論，特別是當前對此還毫無共識之際。
數位聯合基金－在地出發、全球協同，私人企業、公共契約
WSIS的「行動計畫」（Plan of Action）預計要在2015年達到許多目標。不過由歐盟統領的北方國家，傾向依賴現存的機制，包括ODA、「國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Investment，FDI）、公部門及私部門的合作來達成目標，然而南方國家卻傾向透過Senegalese總統所創的數位聯合基金（Digital Solidarity Fund，DSF）來達成。是以，WSIS的「原則宣示」（Declarations of Principles）中，一般國家雖同意DSF確有存在的必要，卻遲遲要到2005年Tunis會議才要要做決定，而之前還得要「財務機制執行報告」（Task Force on Financial Mechanism，TFFM）先評估現行體制再說。2004年十二月，這份報告終於完成，然而報告卻絲毫不見行動計畫的雄心，反而僅及於術語的斟酌，最後不過再度確認了既存體制的市場路徑。儘管報告指出，既有路徑有其極限，必須透過多邊合作或國家層次的普及近用基金以補強。但執行檢討報告卻迴避了多邊跨國機制的議題。
90年代以降，市場是國際合作之所賴，FDI是最有效對抗數位落差的方式，而其願景中，國家的角色僅及創造有利於私人資本的環境。但當前計畫的困難之一，即無法分辨限制究竟來自何方，是導因於錯誤管制的「技術限制」，或者，導因於市場自身缺陷的「市場限制」。而在資源不明之下，財務討論始終被迴避。以至於是先富裕了才得創建ICTs，或者相反，仍然是雞蛋相生的問題，是以既有計畫用以解決技術限制或許可行，但市場限制，卻要仰賴多邊基金與主流自由貿易模型相抗才行（市場外部門的例子包括了－提供與困乏地區或窮人近用管道，建立社區電傳中心；大眾傳播之外，並題供與社會使用或在地語言的內容；為社會目的，教導使用ICTs的基本教育；合作、集體擁有的另類模式）。
WSIS對於DSF的保守，對南方國家是一大打擊。而透過結構方式追求普及近用的方式，也為補助少數地區所取代，現在已非群體受益，而是少數社群得益。DSF含括了各式各樣的提撥者。然而能否成功，卻繫於是否為（1）在地機制、國際連結，以及（2）永久的集體資源機制是否可得。DSF意欲向服務提供者收取1％的營業額，用以發展電信及ICTs。此般提撥直接加諸私部門以公共責任。而那些自願捐輸的企業，則將授予「數位聯合標章」（digital solidarity label）。「避開國家、轉向企業」在當前的政治氛圍下是很有智慧的策略，而若2006年的日內瓦原則草案通過，相關的執行問題將可迎刃而解。以至於授與標章，也可能會造成若干問題。比方說，微軟由於其特殊地位，勢必會得到標章，但公眾本來對微軟的反感，可能會危及標章的信度，而成為推動制度的阻力。
此外，基金宗旨（Charter）指出，DSF應整合基本人權及基本自由，並將資訊及傳播工具定位成公共全球財，是以不但基金應透過民主方式運作，也要儘量將參與者含括進來。一開始DSF即被被設定為（1）政府、（2）私部門、（3）在地社群及市民社會三方參與的產物，然而，當前的缺點是－（1）無法保障南方國家必然取得代表權、（2）無法保障市民社會的參與權、（3）無法保障女性的參與權。則DSF若無法對此加以回應，那麼即有可能再製其他基金的偏誤。與過去互賴互助的「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相較，援助分散的結果，可能會造成施與受間的不平等，甚至衍生控制。但無論如何，DSF是目前核心的機制，（1）透過協約，DSF還創下向私部門收稅的先例，而（2）DSF仍然肯定私部門，並亟欲為南方國人們的福利及北方國企業的市場互創雙贏，此外（3）DSF讓地方政府更能回應地方需求。對於DSF，我們期待，它能做為超越過去各項基金的跳板。
補記：WSIS第二階段將於十一月於北非正式召開，之前並舉辦三次會前會，而第三次會前會則預計於九月舉辦。基於政府、企業及市民社會三方共同參與的精神，屬於民間社會的NGO、NPO都可以申請參加，但必須要在六週前提出資格審查。台灣由於非聯合國會員，過去參與的經驗也並不愉快，但若能比照WSIS，在國內舉辦「全國資訊公民社會會議」，相信對本地資訊公民權的提升應有助益。
（資訊社會誰付錢編譯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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