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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5-03-23》 |
| 本期內容 | |
| ◎ 客廳幼兒園：當我跟學生站在一起 | |
| ◎ 教育論壇：該改的豈獨校址與校名 | |
| ◎ 台灣立報徵文啟事 | |
| 客廳幼兒園：當我跟學生站在一起 | |
| 宋嘉行（元智大學兼任講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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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遭的親朋好友知道我要去教書了，都很替我感到高興。畢竟僅靠寫稿，收入微薄得連餬口都談不上（只能稱是貼補家用），如今能有多一份薪水進帳，儘管對於解決龐大的債務和生活費用仍然只能算是杯水車薪，但這杯水卻多少能收甘霖之效。而且不僅是實質生活上的，連精神層面都能有充實內涵、豐富人生之用，所以對於我的跨行兼職，家人朋友都給予積極的鼓勵與正面的回應；尤其，當他們知道我生性害羞，不善面對廣闊人群侃侃而談時，更是用各種方法來增加我站在講台前的信心。其中一個策略就是告訴我──我的學生沒有我想像中那麼聰明（這個講法的初步理由是：妳看，現在的學生程度有夠差，連作文都不會寫，滿紙錯別字，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如果論者不小心的話，還順便可以進一步扯到教改失敗與廢除聯考的功過問題。而另外一個沒有說出口的理由是：而且，妳又不是教什麼hard science的科系！幼保系罷了，還是在職學分班，這些幼稚園老師能有什麼聰穎過人之處？）。所以，別擔心！ 刻劃矛盾的鴻溝 事實真是如此嗎？ 我知道一般人是怎麼看待這些處在教育金字塔裡最底層的一群工作者（有時，她們連「老師」這樣的頭銜都不可得，而她們的工作性質究竟適合被劃歸在國家機器裡的教育部還是內政部，有時都會出現爭議）；我也知道從事這份工作，在社會上的地位與評價會是如何（少少的收入與長長的工作時間簡直不成比例，更別提繁重多樣的工作負擔與內容，私立的機構還沒有太多福利與保障！簡直可以說是廉價勞工）。但是，當「重理工、輕人文」的領域優越思想、「大學強過中學、中學好過小學、小學打敗幼稚園」的文憑位階主義和「學術界優於實務界」的偏狹菁英觀念……，所有這些我們這個社會流行的價值觀與文化假設，實際橫岔、落實、體現到我的真實教學脈絡的現場時，我發現，這些不經意的歧視，不小心地無意間與所謂的腦力和智商扯上關連，雖然一開始它是以一種模糊的、錯別的、引人分心的及讓人放低警戒的方式出現（亦即，只是安慰我這新手老師放輕鬆的一種策略）！諷刺的是，我卻要在課堂裡教授她們：如何從實務界跨向學術界、如何從專科文憑升級到大學文憑、如何向有悠久歷史與傳統的學科取經，習得一點點做研究的技巧呢！ 在這些荒唐的現實與理想的矛盾與衝突中，還好我要教授的不是量性研究方法，否則又要將類似「物理欽羨」（Physics envy）這樣一種矮化自己的自我實現的預言和刻板印象，再實際複製一次、重演一回，讓這矛盾的鴻溝刻劃得更深、更開一點呢！ 事件非你所想像 於是，我開始想，我究竟是怎麼看待幼教實務工作者的？尤其，當她們之中的一小群人，忽然之間，因緣際會，變成我的「學生」？我要怎麼讓她們實際感受到，雖然名義上我是她們的老師，但是得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事實上，我也是來向她們學習的？她們坐在我與她們共同組成的教室裡時，她們有些什麼感受？她們在這堂課裡究竟學到哪些明顯的和隱晦的知識？她們真的能體認到像我的授課大綱裡其中一個授課目標所說的──認同到實務工作者兼任研究者的重要性嗎（關於這一點，我是真的在衷心企盼著）？當她們試圖「轉型」、學習到一種新身份（或者說新的昂貴的身份）的可能性與可欲性時，這整個過程她們是如何體驗的？她們的心路歷程為何？會有哪些心情轉折？又，她們「真的」會有我所想知道的那些心情故事嗎？還是這一切可能都只是出自我自己的描述與想像？ 這49位學生中，少部份人目前是辭去了工作，在家認真唸書拿學位，大部分人白天卻是在幼稚園或相關機構上班（上那些累不死人、薪水又少、社會地位又不太高的班），然後晚上趕6點30分上課，從週一到週五（有人還包括週六），連續兩年。她們之中有好幾位還是遠住在台北，每天下了班就趕車到桃園，下了課再趕回台北，回到家往往已經深夜10點。對於這樣一群儘可能付出努力，嘗試去達到這個社會所要求的目標的人們，我所能給予的，就是除了盡量傳授專業知識給她們之外，還要表示出我對她們的敬重。 經過幾次上課下來，我發現她們並不如我身旁周遭人所預期的那樣「×」（那個字我不想說出來，就讓它暫時懸浮著吧），甚至當中有好幾位同學還挺有潛力繼續深造的！於是，我想著，所謂的比馬龍效應，究竟是可以怎樣真實深刻地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理所當然地、明目張膽地運作著卻絲毫不被察覺；而我身為老師的目標之一，就是要去顛覆一些意識形態，告訴其他不是這個教室裡的人們：事情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樣。 後記 我會是一個好老師嗎？我不知道。也許她們會對於我在第一堂課、第一次見面就慷慨激昂地問她們「我們的教育體制、我們整個受教育的經驗和過程告訴了我們什麼？告訴妳，什麼都沒有，除了一件事，那就是我們（女性、特別是從事幼教業的女性）是一群笨蛋」這樣的言論感到印象深刻。至少我到目前為止發現一件已經可以確定的事，那就是，我不必把她們想像得比我差來贏得站在講台上的自信心；反而是，由於事實上她們和我一樣棒，而因此激發出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信心與榮譽感，間接誕生鞭策自己站在講台上的勇氣。我的正面價值不是來自於站在對立面的那個別人的負面價值，我的正面價值是來自於因為我們站在一起。這是我身為人師的一點基本信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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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教育論壇：該改的豈獨校址與校名 | |
| 羅德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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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日子以來，有關中正大學更改校址事件，引起各方廣泛討論，新聞表象的背後，凸顯的恰恰是大學的危機。 校址原為「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陳厝寮160號」的國立中正大學，日前竟以校址太鄉土及難以國際化的理由，申請變更地址為「大學路一段168號」，儘管各界對更址一案多持負面看法，不過，中正大學學校網址首頁還是將校址更正為「大學路一段168號」，此舉不但引起當年捐地興學的社區居民不滿，也讓各界再一次見識了台灣知識霸權的傲慢與偏見。 所謂大學形象 依中正大學傳播學系「中正e報」的報導，該校校址門牌更改一案，「是在93學年度第一次校務發展願景共築研討會提出的，有鑑於校長羅仁權希望能將舊有的校址簡化，並符合國際形象，因此主動提出這個更改校址的要求，並交由總務處辦理」。中正大學主任秘書陳孝平則說：「這是為了學校和國際接軌時，能有一個較符合大學形象的地址。『陳厝寮』感覺比較鄉土，也很難用英文翻譯，不太符合國際化。」 問題來了，何謂「符合大學形象的地址」？又學校校址與所謂「國際化」何干？沒唸過大學的人大概也都知道，所謂的大學形象應該建基在學校的辦學聲望與對社會的影響力，而非與形象全然無關的校址上，實在殊難想像，地位崇榮的大學行政首長，竟以校址太鄉土與「難用英文翻譯」為由要求更改，著實讓人不可思議。更可笑的則是校方為新校址「大學路一段168號」所找的理由，「為了考慮到將來村落裡舊房子改建，以及新建的房子，必須要預留一定的門牌號碼，於是民雄戶政事務所才安排了『168』這個數字。」我們不禁要問，果真如此，又為何剛好是「168號」呢？校方的解釋不僅難以自圓其說，更讓人很難不做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聯想。反過來說，如果更改校址就可以達到國際化之神效，教育部又何必花費鉅資推動什麼「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與「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呢？事已至此，奉勸中大主其事者不如大方承認，根本就沒有所謂「符合大學與國際化形象的地址」這回事，有的只是「符合首長心中形象的地址」而已。 有違程序正義 不只理由牽強，就程序上來說，變更校址一事，也絕非任憑少數行政首長說了就算。蓋依「國立中正大學校務會議規則」第二條之規定，「本大學設校務會議，為校務最高決策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第五條第四款則明訂，校務會議審議「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變更校址一事當然係「校內重要事項」，準此，若「中正e報」關於更址的報導屬實，亦即，全案並非在「校務會議」上經充分討論後定案，而是「在93學年度第一次校務發展願景共築研討會提出的，……並交由總務處辦理」，則本案之決策亦有違程序正義與校園民主。 從以上討論不難得知，校址與學校形象實在無關，不過，校名牽涉的可就複雜多了。顧名思義，以「中正」、「中山」作為一所學校的校名，本身就有高度的政治意涵。以「中正大學」為例，該校係民國75年10月30日行政院第2006次院會通過籌設的，設立目的則是為紀念蔣介石並平衡國內高等教育發展，籌備委員會召集委員還是現階段力主台灣正名的李登輝呢！有趣的是，雖為紀念蔣介石而設，但中正大學的英文校名並非「Chiang Kai Sheik University」，而是音譯為「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相較於此，以孫中山為名的「中山大學」，倒是毫不忌諱地將校名譯為「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多少也看得出來，「蔣介石」與「孫逸仙」的國際評價了。無論如何，在威權時代以「中正」或「中山」為校名，有其特殊之時空背景，吾人不忍加以苛責，反而應以同情的想像理解這段歷史，倒是現在動輒以政客之名成立的「××之友會」或「××學校」，才是民主政治民粹化的徵兆。 以此看來，教育部於今年一月發函各大學，明示或暗示各家名為「中國」與「中華」的學校更名，其嚴重性恐怕遠遠大於中正大學的更改校址風波。 威權心態與官僚習性作祟 無可諱言地，在國民黨一黨獨大時代，台灣的教育被執政當局視為精神的國防，負有安定黨國體制與宣傳反共救國必勝必成的任務，在「大中國」的氛圍下，從教科書乃至於學校校名，在在可以看到教育為政治服務的影子，然而，時移勢轉，現階段「台灣主體」當紅，於是乎「台灣」取代「中國」、「獨立」取代「統一」成為唯一的政治正確，「去中國化」成為新顯學，可問題就在於，如果政黨輪替、政治民主化的結果，只是使台灣的教育從「大中國」變成「大台灣」，那現階段的教育與威權統治時期又有什麼兩樣？而與威權時期執行大中國教育政策的官員相比，現在動輒以台灣意識作為政策考量的教育官員又高明多少呢？不也一樣只是犧牲教育主體藉以加官進爵的跳樑小丑嗎？ 中正大學更改校址事件與教育部正名風波，雖是性質不同的兩件事，卻給了我們一個共同的結論：該改的豈獨校址與校名，這些眼裡只有政治，心中但無半點教育，偏又言必稱大學自治、教育主體的官員首長，才應該是被改革的對象，說實在的，如果威權心態與官僚習性不改，光改校址與校名又能如何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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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台灣立報徵文啟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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