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師大校長黃光彩的資歷疑雲所引發的不符校長任用資格爭議，至今喧嚷了8個多月仍未止息。在這一爭議過程中，有一說法認為，在大學鬆綁後，大學校長的功能與責任已與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亦即，今日之大學校長，其主要任務乃在於對外經營公共關係以廣闢財源，對內調和行政增進效率，以往對於大學校長所必須要求的學術資歷與聲望，已非必要條件，因此，有關於大學校長之任用資格，實有修改之必要。

這一說法聽來頗為允當，然而，卻根本走上了岔路。即使有所謂的「大學鬆綁」（實質則為大學的市場化），但是，大學作為高等教育場所，其學術要求是不容許打任何一丁點兒折扣的。

大學鬆綁的本意，原本乃是圍繞著學術自由而發的，要求國家退出對於學術與知識追求上的箝制──包括行政上的與經費上的控制。然而，其後的發展結果，卻在自由的包裝紙底下，將原先的關切──學術──給偷天換日掉了，所換得的正是「市場」這一隻狸貓；所謂的鬆綁，也就變成市場（資本）可以有著更大空間來決定大學的發展方向，大學幾乎成了資本的研發基地以及職業訓練所。

在這種發展下，大學校長的角色卻是益形重要，這是因為在台灣的大學校園中，行政與學術仍然未有合理的權責劃分，行政在很大程度上仍舊決定了學術資源的分配。因此，在這種環境之下，若是一位校長沒有足夠的學術認知與堅持，那麼，他就僅能成為財團（市場）的掮客，在大學校園中執行資本或是某些／某一財團的意志，為後者的需求來決定資源的流向，以便研發出後者所需的技術或特定知識，以及育成後者所需的「人力資源」，而這絕對將是大學的災難。

況且，話說回來，大學真的需要一位校長拋頭露面的在外苦乞資源嗎？而一位被矮化為以募款為其主要任務的大學校長，不會覺得這是一種恥辱嗎？甚且，如果將大學校長當成資本在校園中的買辦來做，那就更是絕世之恥了。外在的發展條件對於大學來說已經很艱難了，如果又出現無法堅守學術價值原則的校長，那就全盤盡墨。我們因此認為，大學校長的任用資格不但不能放寬，其學術地位與成就反而應該更為要求才是。

台灣勞退基金的總規模截至今年一月底止已達3,632億餘元，以此一規模及現行可投資股市比例30％的上限來看，勞退基金實已是台灣金融市場中一股難以小覷的力量。若再搭配數月後勞退新制的施行，每年兩千餘億的進帳，20年後勞退基金的身價將膨脹成3兆元；以此豐厚的祖業，更將是金融市場中「喊水可結凍」的大戶。

原是做為保障勞動人民退休後得以領取退休金、有著濃厚社會福利色彩的勞退基金，卻因台灣政府於1980年代大舉推動金融自由化而染上了資本化的特質，角色扮演自此開始多元化，既是政府介入金融市場的大將，亦是短期股市投機套利的炒手。

然而，勞退基金並非純然只是金融自由化的染布，若從金融全球化的角度視之，從歐美養老基金的發展脈絡來看，這筆來自於廣義的工人勞動所得的集中儲蓄制度，竟著著實實是金融全球化在世界各地、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中渲染金融自由化的染劑。

以工人平均勞動時間可持續40年來看，勞退基金所具有的長期穩定資金來源的「優點」，是其成為金融自由化推手的重要條件。一方面推動、一方面倚重金融自由化中巨額貨幣資本的流動性，勞退基金變質成為投機金融中的主角之一，也就不足為奇。但就是因為金融資本是靠著勞動人民的源源不絕投入的金錢來獲取新的力量，卻反過來取得了戰勝工人的有利地位，面對這樣的事實，工人們能不反擊嗎？

截至今年一月底，中信局操作勞退基金投入股市累計虧損達177億餘元，前任央行總裁，現任中信局董事長許嘉棟表示，目前雖有180餘億元跌價損失，仍足支應勞退基金保證的兩年定期存款利率。

無論是勞保基金還是勞退基金，就本質而言都是勞動人民的老本，是「延遲給付的工資」，是工人勞動後以貨幣形式呈現的勞動果實，但是卻被前後任政府拿到股票市場作為「國家安定基金」，或是希望藉此「賺更多」。但遺憾的是，因為意在安定股市，所以每每是「高買低賣」，賠錢，也在意料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工人的棺材本，卻往往在工人還工作時成為殘害勞工的致命武器。未來每年以兩千餘億速度成長的勞退基金將交到私營金融機構手中操盤，短期行為是股市交易的常態，股東意在股票價差，希望獲利了結殺出，因此極度注意企業的成本結構，員工的福利薪資刪減、企業瘦身就變成企業主在景氣低盪時期勉強「擠」出利潤的廉價把戲，「死勞動再度壓迫活勞動」，無時無刻不在上演著投入股市的退休基金坑殺上崗勞動者的恐怖戲碼。

稍一不慎，工人的勞動果實就成了巫婆菜籃子裡的毒蘋果，工人自主管理勞退基金，還需要更堅實的階級力量，否則，一切自己的創造都會變成自己的對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