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宙(台大醫院精神科醫師)
(本文為新新聞939期推薦文章) 兩星期前的一天早上,美國搖滾巨星麥克.傑克遜正動身前往法庭面對他對幼童性騷擾的指控時,車子突然轉向醫院奔去,搞得在法院前守候的媒體記者人仰馬翻。這個算不上新聞價值的娛樂小八卦,在美國一陣感冒疫苗嚴重短缺,台灣正議論疫苗究竟有沒有效的聲音中,成為一個小插曲。
在國內,有殘障病患補助加速吞食福利資源,就醫民眾浪費醫療資源,精神分裂病患者連續殺人的鑑定處遇等諸多爭議事件。和麥克.傑克遜的﹁病遁﹂新聞一樣,不斷地提醒人們,疾病與醫學除了內部的權利與權力關係之外,似乎還有社會倫理和道德責任的問題。
麥克的律師說他得了流行感冒,病得的確不輕。醫師打電話給法官,獲准順延開庭幾天,祇是一干陪審團就得繼續耗下去,一盡身為美國公民的責任。法官事後步向陪審席間捉挾地說:有好幾天充裕時間夠讓他復原了;當然大家也可能有足夠的時間染上流行感冒。看來這位法官頗有幾分好萊塢法庭戲碼裡慧黠的架勢。
◆病遁引發倫理與道德的爭議
法庭裁定的理由是,應該體諒麥克,巨星的感冒症狀和你我沒什差別,差別在於有人會認為他有蓄意拖延的嫌疑。但是如果他真的罹患了流行性重感冒,一早又不得不起床上法院,那也夠受了,他的粉絲們應該會更擔心他的恐慌症發作才對。
高雄市教師會 綠生活行動論壇—消失中的台西海岸巡禮—濕地、蚵田、石化業(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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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台西鄉,一個以蚵、文蛤、虱目魚、蝦、鰻養殖聞名的鄉鎮,鄰近的海域擁有全台品質最佳的蚵苗,但是台灣政府不顧京都議定書生效後的國際環保新局,仍核定通過在台西設置大煉鋼廠(台塑)、八輕(中油),如此大規模的填海造陸,將使雲林的海岸、漁業逐漸消失。本活動將帶領您認識這片海岸,同時由李根政老師及當地反六輕健將林源泉議員為您深度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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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流行感冒大概是真的,還不至於造假,要不然麥克的醫師就太遜了。祇是這一類的新聞插曲永遠會帶給大家一些聯想,就是有錢和有權的人就是有辦法規避某些審判與社會制裁;而一般庶民是不會也不敢規避﹁公權力﹂的。國內過去不是就有不少政治人物或經濟犯嫌疑者循著﹁疾病﹂的管道申請保外就醫,去爭取保障自己的權益嗎?祇要不是作假,也許就有其正當性。但在這種公權力和個人權益的矛盾中,醫學總是扮演著某種尷尬的角色,卻很少被真正地討論過,也因此某些對法界或醫界的刻板印象也就這樣被銘印下來。
◆公平與秩序是重要原則
首先是,像司法的正義被譏諷為永遠祇屬於廟堂上或穿西裝的人,而不屬於街頭和城市的角落階級。醫師的善心仁術也祇屬於那些有關係門路者,而不屬於勞苦大?。祇要有錢或地位,的確比較有機會有好律師或醫師幫你的權益或身心健康運籌帷幄。多年前的OJ辛普森和今天麥克.傑克遜的律師團,大家用想的就知道,當然是一時之選。這樣的邏輯拷貝到醫療服務上,就成為名流找名醫的邏輯,或是懂得門道的人比較容易要到病床,得到最佳的醫療照顧。
這種邏輯在美國那樣的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到底還是有規則可循的。但在所有提供健康保險制度或社會主義醫療國家,接受醫療照顧被設定為是一種人人得以平等享有的權力,可是從登記、預約、排程到等待,通常就必須費時甚久,一到三個月是尋常的時間,英國、法國、加拿大皆如此,大概祇有台灣例外。這種等待是國人難以想像的,病痛怎麼能夠等待,等輪到自己時,要不就是病已經好了,或者小病已經變成大病。
想像麥克.傑克遜的主審法官宣告延期開庭乃基於維護被告的權益考量,那麼便意味著,基於社會公平原則,每一個庶民都可以因為流行感冒而享有向司法請假幾天的權利;醫師也該有為了所有感冒患者所應享的權利,電告法官作證的倫理責任。可惜這在現實世界裡是不存在的,因為等輪到你看感冒,庭早就開完了。為維繫平等原則和避免因為擠壓效應導致的醫療照顧品質降低,就醫和求助機會的公平與秩序也是重要的條件之一,除非在美國那樣的國度。
◆醫療求助行為裡的貧富懸殊
假如醫療照顧是一種權利,就難免牽涉到資源分配的問題,所謂濫用或獨享醫療資源的課題自然會成為焦點。麥克.傑克遜的錢和身處的國家使他有辦法獨享﹁醫療資源﹂,醫師為他出面,祇要一句話就可以讓法院裡裡外外一干人為之氣結,誰也不能說它濫用或﹁假藉﹂醫療名義,規避社會責任。但在一個強調平等公義的社會,國力和資源又都有限的情況下,個別的檯面下資源爭奪行為便轉趨激烈,熟悉門路者和不用白不用者就可能被認為是濫用行為。但這兩者畢竟有所不同:前者被認為是懂得占便宜的人,是一種「富人」行為;後者則是習於匱乏的窮者心理。
醫療求助行為的「貧富懸殊」問題沒有解決的話,所謂濫用醫療資源的問題就難以定義了。有時候,貧窮除了意指財富的匱乏之外,還包括機會、精神的匱乏等等,甚至還包括所謂的道德敗壞。祇不過這種貧富問題要讓醫學來承擔似乎太沉重,一位輕度的慢性病患因貧窮或藉久病不癒,而向國家申請殘障補助,社會道德又如何論斷?國內的社會大概從來沒有學會面對這種問題。在醫學倫理學的行善、不傷害、保密以及公平等四原則中,公平永遠被擺到最後,不是不關心,是因為它最沉重。
◆醫學兼具律師和法官的角色
在結構功能論的社會學裡頭,病人是一種社會角色,被容許有暫時規避社會責任的權力,醫療的角色則有治療好他的義務。但是當這權利成為一種權力關係操作,尤其是疾病的治療牽涉到其他利益時,問題變成極其複雜。有許多疾病是不容易治好的;醫師除了診病治療之外,還被期許關心照顧等等道德責任,公共部門化的醫學還得擔負鑑定或評量病者的社會權利與責任的義務。換句話,它已經成為國家機器裡的一環。和司法系統一樣,它要護衛病者的權利;要靠專業判斷甚至仲裁病患因疾病而產生的社會矛盾。換句話說,醫學必須又是辯護律師,有時又被要求當「法官」。
醫療保險和服務從一百多年前開始,就已經成為現代國家最重要的社會設計。德國的俾斯麥為了統一德意志帝國,端出的強制性國民健康保險制度,曾經讓西方國家趨之若鶩。國民健康保險的確是消除階級緊張關係和貧富矛盾的有利工具;醫療權利平等對統治者來說,則是社會安定最鮮明的籌碼。二十世紀蘇聯和東歐的許多政治難民,包括古巴,當被問起對母國的印象時,都對母國的醫療服務讚不絕口,幾乎異口同聲地說,最捨不得的就是醫療了。英國的公醫制度從邊沁揭櫫的「健康內閣」開始,不是一向也讓人津津樂道?祇是為何眼下布萊爾的工黨政府卻反而為了醫療私有化的「改革」努力,搞得痛苦萬分?因為那違反了「進步」的正確性。
台灣的健保問題,其實是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司法有「像皇后的貞操一樣不容懷疑」之說;醫療如果也可以有類似的比喻,倒應該說,醫學的貞操可以被懷疑,但不該被糟蹋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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