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笑匠倪敏然的悲苦，誠然是照見演藝勞動者辛酸血淚的一面鏡子。

倪之所以走上絕路，有人認為是緣於倪敏然感情過於豐沛，以致為情所傷，悲劇收場。有人更抬出靈異說法，認為倪敏然生前因供奉四面佛不當，招致佛尊懲罰。當然也有許多人駁斥上述奇談怪論，指出憂鬱症才是主要的動因。然而，絕難否認的事實是，隨著帝國主義全球擴張的深化，台灣演藝界大量地引入成本低廉的外片，致使藝人的演出空間大為壓縮，因此，包括倪敏然在內的眾多演藝勞動者，在此環境下都面臨空前龐大的競爭壓力。

尤其是商業電視台在追求最大利潤的原則指導下，不但一再壓縮本土節目、戲劇的製作成本，更大量引進只需付出播放權利金的韓劇與日劇、大陸劇；再加上演藝人員勞動條件原本就高度壓縮，且無一定雇主，職業工會力量薄弱，造成本土藝人與外國藝人的零和競爭。雖然2002年起已有眾多演藝人員，開始覺察並重視演藝界的勞動條件問題，演藝工會甚至帶領會員走上街頭，但由於人少勢單力薄，缺乏連結，至今都未能獲得改變。

倪敏然早年雖然曾因其優秀的演藝才華，創下月入百萬的紀錄，然而，隨著大環境的變遷，他確實也只能感慨時不我予。倪的感慨確非無的放矢，根據行政院的統計，2003年，台灣所得最高的前20％家庭平均所得180萬元，所得最低的20％家庭平均所得29.6萬元，高低所得差距倍數達6.07倍；1980年，適值倪敏然人生最風光之際，當時高低所得差距是4.17倍。這樣的社會壓力，絕不會小於主流媒體大肆渲染的所謂外在感情壓力。

倪敏然一生最令人敬佩的才華，便是抓緊了時代的脈動，用聰明智慧，演出一代台灣人的臉譜。而他最後這一幕戲，不啻是以人生為劇本，再度演活了台灣演藝勞動者的悲哀；倪敏然在死前對演藝圈大團結的呼籲，何嘗不是再度警醒世人，唯有團結一致才有出路的真諦。只是演藝圈大團結，決不是無目標、無對象，不加區別、自我特殊化的團結，若不認清演藝界的受雇工作者與所有雇傭勞動者相等的位置，壓抑競逐關係，否則在新一波全球經濟浪潮拍擊下，特別是在連胡會、宋胡會之後，新的兩岸關係之激烈競合下，演藝工作者的悲情，絕不會僅此一樁，再無新例！

近日，台南、嘉義兩縣縣長為爭取立法院通過台灣博覽會特別條例，持續於立院門前靜坐。同一時間，謝揆亦高舉著拚經濟、為民生請命兩面大旗，促請各在野黨同意立院召開臨時會，通過台博條例與新10大建設預算。

但即便順利舉辦台灣博覽會，所拚出的「經濟」在當前藍、綠兩陣營的錯誤領導下，恐怕也不會真的對台灣人民有利。何故？由於藍、綠兩方的當權者，皆仰賴美國扶植，無論何者執政都須以美國政府的利益為考量——以美國政府背後的壟斷資本的利益為優先，否則將無以維繫其政權。

這正是島內勞動群眾的利益與美帝水火不容的關鍵：當國家機器決定將人民納稅等公共資源挹注於跨國壟斷資本，則勢必同時排擠了對勞動人民的服務──由其共同推動的軍武採購、產業政策乃至於各種社會事業的私有化，無一不是具體例證。在這樣的政治路線下，拚再多的經濟，也只會被跨國壟斷資本搶先鯨吞！

為生計，人人無不希望政府多拚經濟、少拚些政治。但事實證明，唯有在正確的政治路線下，才能拚出真正有利於廣大勞動人民的經濟。對此，長年反其道而行的藍、綠兩陣營可願勒馬回頭？在拚經濟之前，先拚出一條有別於帝國主義殖民地的正確道路？

為了與北京奧運互別苗頭，政府提出於同年5月至9月，在桃園、嘉義、台南三縣舉辦「台灣博覽會」之構想，試圖藉展出台灣的人文藝術及科技成就，一方面增進國際地位、削弱北京奧運邊緣化效應；一方面吸引觀光收入、繁榮地方經濟。

台灣博覽會的構想立意雖好，但倉促進行籌備工作，博覽會開展後的實質效益未必能合乎提案初衷。首先，舉辦國際博覽會須以能吸引各國廠商、社會團體前來參展為前提，方能奏博覽寰宇、宣傳國力之效。但以台灣在妾身未明的國際身分，若無BIE（國際展覽局）等相關組織的協助籌備，恐難以邀集各方來台參展。

再者，已有80餘個會員國的BIE於組織公約中明文規定，若非組織成員舉辦國際博覽會，「會員國應拒絕參加，且不得贊助其國內廠商或其他單位參展」。倘若政府執意強渡關山，如何保證籌辦台灣博覽會的一番美意，不會在金玉缺席、敗絮充斥的情況下，又淪為一場大拜拜的活動？

是以，吾人呼籲積極為台博案努力的謝揆，以及不惜前往立院門口靜坐的蘇煥智、陳明文兩位縣長三思再三思，務必確實掌握台灣博覽會能成功的條件後，再著手進行籌備。否則極可能是以台灣博覽會貽笑國際、政府與人民雙輸做為收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