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顏敏如
風很大,祭台旁樞機主教們的紅袍飛起,頭上的小紅帽必須以手壓或暫時拿下。聖彼得廣場上沒有一處不被群眾填滿。彼得大教堂的屋頂佈滿安全人員,救護車、救火車嚴陣以待。進不了廣場的人群佔據數條大街。一週內擁進二百萬,加上本身已有二百萬人口的羅馬城,在2005年4月8日那天竟然秩序井然、鴉雀無聲。
沒有任何一個人物、任何一個事件能讓美國與伊朗總統在同一時空出現,出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殯葬彌撒卻是唯一的例外。祭台的左側坐著各大宗教的教長,右側則是多國政要及其配偶的位區。平日因各種不同原由而紛爭不斷的宗教角力與政治惡?,在此時此地全都偃旗息鼓,達官貴人們的身份地位也因在天主台前而與尋常百姓無異。
而左右兩邊導致世界動蕩勢力的象徵性對峙,並不能侵犯祭台中央那素樸木製黃棺的倔傲與孤寂於萬一。
1920年生於波蘭南部小鎮Wadowice的Karol Wojtyla是455年來第一位非義大利籍的天主教教宗。26年多的任期給這位喜歡接近群眾、行事異於一般的大祭司,帶來褒貶不一的評價。他鄙視權力與政治,認為人的靈魂比任何帝國、制度來得重要;曾對傳統上保護梵蒂岡的瑞士防衛軍說:「我不需要游擊隊,我自己就是」。
Wojtyla極有溝通的能力,即興的手勢姿態與擅用語言的天份讓波蘭工人、菲律賓護士、底特律的救火員及西班牙的家庭主婦深信,自己的希望與恐懼完全被了解。他升任教宗後第一次返回波蘭對群眾所說的「波蘭的未來全靠有多少成熟的人能持不同的見解」,被視為是對波蘭反共的最直接鼓勵。一年後造船工人罷工,全國甦醒,公然抗拒共黨的箝制,骨牌效應的結果,蘇聯逐漸失去掌控東歐的能力,是為導致俄共垮台的原因之一。
教宗以言辭激勵的和平方式衝撞政客的既得利益,竟造成自己1981年5月13日被刺,此一事件是政治上可鄙與污穢層面的再度突顯,卻也由此看出,天主教涉世之深、影響力之大,並非靠政軍霸權所及,而是以道德力量對於善與正的一貫堅持;也因著這項傳統,梵蒂岡的動向被視為世事糾葛中,是與非的指標。
Wojtyla大學時代原是主攻戲劇與文學,曾上過台演過戲,也是運動好手;改唸哲學與神學是稍後的事。納粹佔領波蘭時,大學一度關門,好友們被捕、被關、被殺,他因到採石場工作而逃過一劫。26歲成為神父,36歲已是Lublin大學的道德哲學教授。諷刺地,共黨竟然是使Wojtyla當成教宗的推手:他執教時,常和學生爬山、划船、討論問題,與知識界來往密切。如同其他集權政體對知識份子懷有恐懼一般,波共害怕他有所散播,讓他升任Krakau大學城的總主教,企圖引他離開原來的圈子,並送他到義大利參加第二次大公會議。Wojtyla積極參與,心靈上受到巨大的衝擊,認為是教會全面性的再出發。
1978年10月16日Wojtyla當選為教宗並擇名若望保祿二世,所表現出來對聖經堅決、頑固、激烈的真誠信仰,令人驚訝更令人動容。他把整個教會扛在肩上,運用在媒體前的魅力,傾力推銷天主教,並把梵蒂岡的外交力量推向空前的高點。
在促進教會合一的努力上,教宗雖有許多動作,仍有人認為成效不彰:他拒絕共祭,與基督教、英國國教的歧異仍在,東正教則排斥教宗「君臨」的態度。與其他宗教的互動上反而較有成果:他是第一位踏入猶太會堂的教宗,也曾拜訪大馬士革的清真寺,就連泰國的佛寺也留有他的足跡,而這三個宗教都不曾回訪。然而,他雖主張宗教間不應以上主之名相互爭鬥,心底卻認為,其他宗教是信仰中有所匱乏的形態,難以接受一個不是由基督啟示的真理;他是因著非基督宗教亦「含有真理的要素」才予以尊重,強調,不透過耶穌便無法與天主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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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夏曉鵑 (南洋台灣姊妹會 顧問/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台北場】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上課地點:國立臺北師範學院(近捷運科技大樓站)
課程時間:詳細上課教室與時間,報名後再另行通知。
報名費用:全部免費,但需繳納保證金三千元,每期合乎上課規定者即退還一千元,三期課程完成共可退還三千元。
聯 絡 人:陳子儀 助理
聯絡時間:9:00~20:00
聯絡電話:02-2236-8906、0915-962-961
傳真電話:02-2236-9323
E-mail:zove@edirect168.com、b88210205@yahoo.com.tw
【高雄場】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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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時間:詳細上課教室與時間,報名後另行通知。
報名費用:全部免費,但需繳納保證金三千元,每期合乎上課規定者即退還一千元,三期課程完成共可退還三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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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任職期間,窮國家有更多人皈依天主,富國的教友卻不斷流失,這兩種現象可能與他對西方社會個人、物質、享樂、相對主義及不可知論的嚴峻抨擊有關。他強調,肖似天主的人類應與權威、社會、歷史、對自己、對物質的要求進行對抗。他傳達了對全人類都重要的基本價值,卻在性倫理上得不到教友的服膺。眾多的好教友對於不可避孕、不可墮胎、不可離婚的堅持,難以認同。在墮胎議題上教宗有著另一層次的看法:「人在判定是非好壞時,若缺少上主的參與,就有可能自行決定滅絕另一群人」。正如納粹與共黨對於同是人類的處置,教宗把墮胎問題擴大到一群人毀滅另一群人的行為來探討。他把此一意識形態歸咎於歐洲哲學思想劣根的那一部份,更抨擊,這種犯罪行為竟然是社會發展下進步文明建基的、經民主程序選出的國會所做的決定!
外界認為:教會必須急切革新的議題包括女性的角色、神父的缺乏與婚姻、與其他教會的關係以及性倫理等。女性在教會中無法擔任神職的熱烈討論,可能標示他任期內失敗的一面,癥結在於,教宗本人缺乏對女性議題的探討;而性自由及其衍生的權利早已受到認同,梵蒂岡死守反對節育、同性戀,以及反對生物倫理的強硬路線,顯得顢頇而缺少慈悲;禁止使用保險套導致非洲的愛滋病迅速蔓延,可能是教會最大的錯誤;在兒童性侵害的議題上,雖然犯過者較之唯恐天下不亂媒體的期待要少太多,受害者及教外人則認為,這些事件取笑了教會自詡為道德泉源的地位。
有人直指,若望保祿二世是集矛盾於一身的教宗,他舉揚在奧玆維玆(Auschwitz,位於波蘭境內,納粹在此設有煤氣室)為一位波蘭父親而死的神父Max Kolbe,卻也擁護因痛恨猶太人而使得反猶太主義得以擴張的教宗Pius九世;利用媒體宣揚他的理念,卻反對現代化所帶來的成就;他懷疑啟蒙與民主;反對基因科技;認為女性主義缺乏真正對女性的崇敬。瑞士神學家Hans Kung指出,不近距離檢視教會,便會被受操控的大型活動所蒙蔽。教宗對外談人權、抗貧並尋求對話,對教會內部則不允許司法獨立,並壓抑神學家與婦女的自由權。他挑起爭端,讓教會走向兩極。教會內部的實況是:主教們被迫一致化、靈性輔導員工作過量、神學家全都得戴上口套、主教會議被輕忽、冷漠對待教友與教會的關係,更有兒童性侵害的醜聞;儀式受束縛、一般神學人員不得講道、阻止與其他教會共祭等等。執事們克服沮喪甚至絕望,勉力以赴;教友對地方比對主教或梵蒂岡更有認同感。不久後,全世界將有一半教區缺乏神父,連Walter Kasper樞機也不諱言教會的「希望危機」。Hans Kung批評:若望保祿二世的基本錯誤是,不但不以福音精神處理爭議,反而以中古世紀的教權論、絕對論並設置不婚規則的教會法為判定標準,而這些全在大公會議時遭到批評;他的信仰是舊式的,任職期間,教務退了一大步;他只對以教會名義所犯下的個人錯誤而道歉,卻忽略了因著教會體制的缺失所鑄下的錯誤。有人懷疑,以他信仰中沉鬱僧侶的色調,如何給已有二千年歲的教會注入活水?如何將拜占庭及羅馬的基督信仰結合在一起?由於他來自波蘭,不曾在民主環境中生活,無法了解其真諦,並以史無前例的中央集權手法領導天主教會。
從另一角度觀之,若望保祿二世之所以被稱為「摩登的反現代主義者」,是種人對人的看法。一般人只接受和自己意見相同者,不願受道德約束,也不願承認,一個受啟示的真理得以覆蓋天下。一旦選擇的自由被高舉,參雜了相對性考量的道德不再是絕對的價值,教會便立即遭逢挑戰。而由一個傳統天主教信仰,「不發達的波蘭」所產出的教宗,如何能讓西方極端個人主義的社會滿意?事實上,若望保祿二世面對教會內外的言行並不矛盾。從他生長的背景觀察,端倪立即浮現。他上大學時納粹佔領波蘭,任神父時受共黨壓迫,這兩大經驗對他的打擊,使他必須對非人道的集權主義做出防衛,而南美解放神學中濃厚的馬克斯色彩,自是他排斥的原因之一。再者,如同許多東歐國家的知識份子,他無法接受西歐左派自由主義者道德游移的態度,也因此教會裡的政策傾向反自由主義,顯得僵硬與保守。他的幾乎是直覺的、長久的、對精神素樸的嚴格要求,以及把社會中自我主義與功利主義所引起的弊端,以他的方式予以禁止,讓許多教友感到痛苦。他對基督教的看法,也似乎被反自由主義的態度所影響。相對地,倘若其他非天主教的「改革教會」其神學特質之一不是自我防衛,而是積極參與探究現代自由主義之下的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的發展狀況,或許這些改革教會便可為自我防衛而批評教宗的反應加以解釋。而教宗對其矛盾對立進行正確抨擊的自由主義,其實也是基督宗教影響之下所產生的社會運動。亦即,基督宗教激發社會改革、催生自由主義,演變的結果,被當今西方世界奉為安身立命最高準則的自由主義,其衍生的相對論思潮正是一般人的考量與教宗的邏輯彼此錯失,無法產生交集的癥結所在。
追求尊嚴、尊重生命是若望保祿二世所有言行的最高指導原則,他反對享樂主義思潮下的性解放,也反對已躍升為熱門話題的「死亡文化」,亦即墮胎、自殺及協助死亡。他痛批現代醫學「什麼都可以做」的毒癮,排斥所有對人類內外狀況的忽略與褻瀆;不論是科學上的好奇、一個實驗性的理念或某種短暫的時尚風氣,只要是把人工具化或加以操縱,立即遭到教宗嚴厲駁回。他堅持,只有在人的基本權利被奪,所有匡正的和平手段用罄時,才可使用真正相稱的方法。對於他的執著,天主教內部改革力量及其他基督信仰團體均無法憾動。他的意志堅定,個人色彩鮮明,無論是書寫的言論或親自在世人面前所展現的,都是他信仰的專一與一貫性。
若望保祿二世是天主教史上在位最久的教宗之一,任職時期適逢工業國家經濟快速發展、冷戰期的對峙及冷戰後的政治勢力新分配、全球化的深層衝擊、環境急遽變遷等錯綜複雜的問題,加上本世紀初恐怖主義所帶來的徬徨與無助,世人需要明確方向的指引;也因此以教宗入世程度之深,人們索求答案之迫切,其言行自是受到顯微鏡下的檢視,比如「1995年的通諭『Evangelium vitae』中對『即將形成以至走入盡頭的生命』有著理論縝密的護衛,卻對戰爭、虐待、民族清洗、飢餓、忽略社會弱勢、武器毒品交易、暴力對待婦女兒童、生態破壞等議題隻字未提」的批判便是實例之一。
西歐社會流傳一種說法:「沒有納粹的大屠殺,教廷便不可能改變對猶太人的態度;為了進入現代社會,也不得不對猶太人大方。」若望保祿二世拜訪以色列哭牆,為基督徒對待以色列人民的行為道歉。他尋求與猶太人、猶太教對話,而讓天主教徒更認清自己信仰中的猶太根基。然而,這兩個宗教愈彼此接近,由於「合法性」的問題,對兩者的威脅也隨之增加。教宗接近猶太是人類共融以及珍惜人類價值信念的趨使,雖不盡同意歷史學家調查天主教在二次大戰角色的結果(認為天主教不能因納粹也反共,便對大屠殺緘默),卻也不曾企圖誹謗或辨解。他深知基督信仰的差異性,強調這些差異有著無可避免的深層歷史因素,並嚴厲直視歷史悲劇的必然。
現代社會充斥著各種迷惑紛亂的宗教與哲學,教宗舉揚基督教導的基本要素,堅信,至少有一些人會被信仰核心的光耀所啟發。一位八旬老人所發起的世界青年大會竟然能吸引數百萬年輕人參與,便是這種執著的明證。教宗對年輕人提出挑戰:世界以歡樂、富饒、飲酒、派對、性愛等加以誘惑,他們應以簡樸、正直、德性、對宗教與父母敬愛和服從的虔誠做為抵抗的力量。他對年輕人說:「要對教會有耐心!教會畢竟是軟弱的、會犯錯的人所組成的團體」。當年輕人向他大喊「若望保祿二世,我們愛你」,他立刻回覆,而且不是被眼前群眾所挑起的一種花俏溫暖的情緒。然而天主教會的挑戰並不能僅靠教宗個人的魅力解決,應該以清晰、一致、完整的聲音誠實地解釋自己(兒童性侵害的醜聞讓這工作更顯困難)。教會應當傾聽的,不一定是富國裡的「解放」說辭,而是窮國低層的敘述。一個神父如何對南美山裡有著六個孩子的母親宣導人工避孕的錯誤,或告誡非洲礦區其中一人已感染愛滋病的夫婦,不應使用保險套?
正如在1978年就職演說的「Totus tuus」(完全是你的)及以M(Maria)為個人標記,教宗的信仰有著一種無可言說的神秘虔誠。對於人類救贖的迫切讓他馬不停蹄,在他的成功與失敗裡,人們看到他的偉大。他頑抗共產與物質主義,對暴力與戰爭的唾棄連非天主教徒也深受感動。只要是「正確而必要的」,他必定勇往直前,即使身邊的人甚至全世界都向他說不!瑞士與德國均曾向這位傴僂病重的老人要求退職,他卻回答:「只要耶穌不從十字架上下來,我就不能懦弱地逃避」。
直到病逝,教宗仍給對他批評最烈的人最大的驚奇,亦即,對痛苦的抗拒與忍受!他以自身的重病傳達痛苦與死亡原本就屬於生命的訊息。他不掩飾面臨手術的恐懼,如同耶穌在山園祈禱時要求天父免去苦爵。他早已決定要像耶穌那般受苦,以支持世上的老者、病者。
若望保祿二世死於公眾,他在世人眼前,在世人的參與下辭世。2005年4月1 日,當教宗病危傳遍羅馬城後,聖彼得廣場便開始有人群聚集。次日晚上十點多鐘,教宗去世消息在廣場正式公佈時,群眾首先靜默祈禱,接著發出義大利傳統對死者祝福的掌聲。此後一週,來自世界各地蜂擁入教堂瞻仰遺容的人群,無論晝夜不曾間斷。
「我去找過你們,現在你們來看我,非常謝謝」是教宗病危時,對廣場上裹著毯子點著蠟燭徹夜為他祈禱守候的年輕人,所說的話。
殯葬彌撒互祝平安時,各大教長、各國政要放下分歧與爭執,彼此握手致意。領完聖體後,廣場三十多萬群眾中突然有人齊聲高喊Wojtyla任教宗時的若望保祿名號,許多高舉的布條上寫著「santo subito」(立即封聖)。當素樸孤獨的黃色棺木再度被抬起準備安葬於彼得教堂的地下室時,廣場上再度響起雷動的掌聲。
教宗的最後一句話「我很高興,你們應該也一樣」,必當是要世人為他的安息主懷而感到愉悅。
(原刊於天主教「見證」雜誌,2005年5月號 www.catholic.org.tw/witn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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